作为艺术概念的记忆和身份
庸现对话桑多·萨斯
庸现： 1988年邻村Bezidu Nou炸坝洪水，您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亲身经历，但此事件还是对您影响很大。您绘画作品中有很多灾难的场景，这些灾难经验会在您的生活中产生危机吗？
萨斯：我奶奶住的村子特别靠近洪水，常常听到亲戚（主要是成年人）讲洪水事件。（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社区对于任何威胁他们生存的政府行为都非常敏感。我们自己村的河流、山谷看上去也非常适合建造另一座大坝。我和朋友真害怕自己的村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因此想搞破坏，比如炸掉象征体制的大水坝，但我们内心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会被处决，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们当时只有11岁。有趣的是，我24年后在布达佩斯巧遇大三岁的作家同乡DragománGyörgy，得知他当时也有炸大坝的想法。他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畅销小说《大坝》，而我创作了素描《水妖》。
庸现：目前，欧洲议会批评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修改法律政策，您是否作为前东欧集团的公民，认为欧盟内部的这些差异与不同的政治审美经历有关？
萨斯：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东欧地区享有选举权和主权刚刚28年。而这之前是长达45年的独裁和异国控制。即使如此，匈牙利人从来都深深觉得自己是属于欧洲的一部分。当然，一个共同体内有意见分歧，在一个多元的社会是无法避免的。我会思考为何会在欧盟发生这种不和谐现象，以及如何改变目前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我相信本质的积极变化需要时间积累，需要磨合，重要的是要保持对话交流，而不是对立或敌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与东欧国家大相径庭，德国统一的例子告诉我们：分裂容易，统一困难。
庸现：“幸运孩子”这个作品和您童年的记忆有关吗？
萨斯： 前东欧集体国家中，齐奥塞斯最推崇个人崇拜。我童年的经历很奇葩：我出生在一个匈牙利族家庭，自然而然属于次等公民，但我同时是一个“幸运孩子”。人们把那些与“伟人”同天生日的孩子称为“幸运小孩”， 并给予特别关注。 他们可以从学校等机构中获得礼物，并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照顾。比如上小学时，有一种人人都可以参加的游戏，即填写一份表格，其中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家庭成员（收集数据）等，填完后把它交给学校领导，再由学校把它送到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从每个学校抽一份彩票， 重彩的学生会得到一份礼物。我一共得到过三次Solo 100型的收音机。最后我一点都不相信自己每次都这么幸运，这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好的。 我希望通过装置照片反思一个观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虽然照片中我和其他孩子一样看不出任何差异 ，但幕后，亲身体验到很大的不同。
庸现： 您姐姐的传奇经历困扰您已经很久了，为何现在才把它做成作品，并用影像语言而不是您熟悉的绘画表达呢？这个作品和这次资本主题有和关系？
萨斯：我姐姐大我8岁，从小就打算逃离这个国家，我是在她阴影中长大的。一直到她逃跑成功为止，我都以为她的逃跑计划不可能实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她当时是多么地勇敢。她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体制没有前途，打算逃离。多年来我都想说服电影人士制作一部关于她这段经历的纪录片。我觉得影像艺术与创作一幅画很不同，它可以多角度、感性地直接进入主题。影像艺术的多元性对我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就抓住机会制作了这个短纪录片。
我姐姐当时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存在本身是她唯一的资本。 只有行动力可以给她换来潜在的资本。 资本于她来说是“希望和想象力”。
庸现： 您了解朱利安·巴恩斯吗？记忆对你的艺术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萨斯：我听说过他，但不熟悉他的理论。我的成长时空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特殊背景。这段历史经历虽然不轻松，但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却有积极意义。中东欧非常复杂的历史变迁给我提供思考、分析的巨大可能性。人类历史充满了未了结的故事，我们仍然担负着历史上犯下的错误。过去不澄清，问题不会自动消失。我常常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感到某种集体的共同记忆：它可能是反思或支离破碎的图像；不一定是现在，也并不完全指向过去， 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永恒时间。这些支离破碎的图像困扰着我，觉得应该为它们做点什么。
庸现：请您谈谈真实与虚构、记忆与身份认同、思想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对应关系。
萨斯：成长于一个荒谬的体制中，我很难定义真实和虚构，所以，我的作品游走在不确定和疯狂的边缘。我对解读产生强烈社会影响的事件并将其转化为我个人的“真实”很感兴趣。当姐姐逃离时，我觉得她的故事听起来像电影剧本，但它比虚构还要离奇，而这却是我们千真万确的“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像《梦游者》是我记忆和感受的再创作。
在20世纪70/80年代，罗马尼亚以现代化的名义横冲直撞，企图创造“新人类”，实现“黄金时代”，从而将数十万人强行迁移到“人造工业城市”。我的新作《我爱我的家乡》和《新社会》象征地呈现了导致人类灾难之政治暴力与乌托邦。我的记忆和经历就是我个人的“事实”和“真相”，它给我身份归属感。
2019年6月11日
萨斯：我奶奶住的村子特别靠近洪水，常常听到亲戚（主要是成年人）讲洪水事件。（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社区对于任何威胁他们生存的政府行为都非常敏感。我们自己村的河流、山谷看上去也非常适合建造另一座大坝。我和朋友真害怕自己的村成为下一个牺牲品， 因此想搞破坏，比如炸掉象征体制的大水坝，但我们内心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会被处决，所以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我们当时只有11岁。有趣的是，我24年后在布达佩斯巧遇大三岁的作家同乡DragománGyörgy，得知他当时也有炸大坝的想法。他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了畅销小说《大坝》，而我创作了素描《水妖》。
庸现：目前，欧洲议会批评波兰和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修改法律政策，您是否作为前东欧集团的公民，认为欧盟内部的这些差异与不同的政治审美经历有关？
萨斯：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东欧地区享有选举权和主权刚刚28年。而这之前是长达45年的独裁和异国控制。即使如此，匈牙利人从来都深深觉得自己是属于欧洲的一部分。当然，一个共同体内有意见分歧，在一个多元的社会是无法避免的。我会思考为何会在欧盟发生这种不和谐现象，以及如何改变目前这种令人焦虑的状况。我相信本质的积极变化需要时间积累，需要磨合，重要的是要保持对话交流，而不是对立或敌视。许多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与东欧国家大相径庭，德国统一的例子告诉我们：分裂容易，统一困难。
庸现：“幸运孩子”这个作品和您童年的记忆有关吗？
萨斯： 前东欧集体国家中，齐奥塞斯最推崇个人崇拜。我童年的经历很奇葩：我出生在一个匈牙利族家庭，自然而然属于次等公民，但我同时是一个“幸运孩子”。人们把那些与“伟人”同天生日的孩子称为“幸运小孩”， 并给予特别关注。 他们可以从学校等机构中获得礼物，并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照顾。比如上小学时，有一种人人都可以参加的游戏，即填写一份表格，其中包括姓名、出生日期、家庭成员（收集数据）等，填完后把它交给学校领导，再由学校把它送到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从每个学校抽一份彩票， 重彩的学生会得到一份礼物。我一共得到过三次Solo 100型的收音机。最后我一点都不相信自己每次都这么幸运，这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好的。 我希望通过装置照片反思一个观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虽然照片中我和其他孩子一样看不出任何差异 ，但幕后，亲身体验到很大的不同。
庸现： 您姐姐的传奇经历困扰您已经很久了，为何现在才把它做成作品，并用影像语言而不是您熟悉的绘画表达呢？这个作品和这次资本主题有和关系？
萨斯：我姐姐大我8岁，从小就打算逃离这个国家，我是在她阴影中长大的。一直到她逃跑成功为止，我都以为她的逃跑计划不可能实现。多年后，我才意识到她当时是多么地勇敢。她当时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体制没有前途，打算逃离。多年来我都想说服电影人士制作一部关于她这段经历的纪录片。我觉得影像艺术与创作一幅画很不同，它可以多角度、感性地直接进入主题。影像艺术的多元性对我很有吸引力，所以我就抓住机会制作了这个短纪录片。
我姐姐当时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 存在本身是她唯一的资本。 只有行动力可以给她换来潜在的资本。 资本于她来说是“希望和想象力”。
庸现： 您了解朱利安·巴恩斯吗？记忆对你的艺术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萨斯：我听说过他，但不熟悉他的理论。我的成长时空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特殊背景。这段历史经历虽然不轻松，但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却有积极意义。中东欧非常复杂的历史变迁给我提供思考、分析的巨大可能性。人类历史充满了未了结的故事，我们仍然担负着历史上犯下的错误。过去不澄清，问题不会自动消失。我常常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感到某种集体的共同记忆：它可能是反思或支离破碎的图像；不一定是现在，也并不完全指向过去， 更多的是一种超越历史的永恒时间。这些支离破碎的图像困扰着我，觉得应该为它们做点什么。
庸现：请您谈谈真实与虚构、记忆与身份认同、思想和艺术作品之间的对应关系。
萨斯：成长于一个荒谬的体制中，我很难定义真实和虚构，所以，我的作品游走在不确定和疯狂的边缘。我对解读产生强烈社会影响的事件并将其转化为我个人的“真实”很感兴趣。当姐姐逃离时，我觉得她的故事听起来像电影剧本，但它比虚构还要离奇，而这却是我们千真万确的“真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影像《梦游者》是我记忆和感受的再创作。
在20世纪70/80年代，罗马尼亚以现代化的名义横冲直撞，企图创造“新人类”，实现“黄金时代”，从而将数十万人强行迁移到“人造工业城市”。我的新作《我爱我的家乡》和《新社会》象征地呈现了导致人类灾难之政治暴力与乌托邦。我的记忆和经历就是我个人的“事实”和“真相”，它给我身份归属感。
2019年6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