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玻璃眼球
赫塔·穆勒 赵岩译
于贫穷中的困境相生共存，看似偶然，实乃不幸的刻意安排。经年观察，你若有所悟。有如商店的门庭装饰，人体的内部结构。人的表情、思维、及其语言也入乡随俗，随贫穷而贫穷。在专制体制下，贫穷或匮乏乃权利之工具。主义远非满足于纸上谈兵。它们涉足到那里，那里就形成一种气候。一个被主义统治了的生存环境。这便是国家。贫穷则是主义的期望结果及组成部分。当权者逍遥其外，他们拥有着贫穷之国不为人知的特权与财富。
在一家糕点厂的玻璃罐里，躺着一些有了年岁的糖果。炎夏高温，糖果化了，红红绿绿流淌成一团。天气凉爽之后，糖果又硬朗亮闪起来，仿若结晶的玻璃粉。与糖果罐接邻的那只玻璃罐里装的是须刀片。紧挨着须刀片的另一只玻璃罐里装的是火柴盒。它们如此并存了许多年。我思索了许多年。除了我之外，大约没有第二个人，整天价眼瞅着这些玻璃罐罐，脑袋里反复排列玩味着个中的内容。若想将眼皮底下这一小小世界拥为己有，我必须设法想方，将玻璃罐里的东西一一转化为自己的生活内容。
我可以嘴里含上一块糖，一只手拿着刀片，另一只手拿着划着的火柴。我可以用火柴的火苗加热刀片。嘴里的那块糖果不会马上吃完，但火柴很快就会烧完，刀片很快就会变凉。也就是说，在刀片被加热之前，我必须明确热刀片的用场：割下一块窗帘，或放进冷水听它兹兹发响。
我可以一边含吮糖果，一边用刀片去削一根火柴，尔后，获得一枝牙签，再用牙签去清理指甲。
我可以用刀片将两块粘在一起的糖果分开。尔后，用火柴杆儿清理刀片。
最经常最寒噤的情景是用刀片切割我的肌肤。只是，何必给刀片加热，倘若用它来切割皮肉？那块糖果仍然被含吮在口中。说不定吮糖的时间长于两个手腕动脉鲜血流尽的时间。
此乃系列自我解脱的尝试。强迫症似地每天将我从一个没有生气的东西，驱赶向另一个没有生气的东西。逼迫着自己去适应环境，逼迫着自己生活下去。我超然之上，因了思索。我需要思索，思索被公开禁止的思想。思想即语言。在这些思想语言中，没有一句是可以公之于众，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我必须在我与它们之间不断地寻找定位。因为它们一天一个样。我扮演着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由我自己说了算。
思想的语言，走至头脑最边缘，给人以印象——推翻那个死气沉沉，荒诞无稽，然却妄图万寿无疆的专制社会。空想而已。纯粹的自我欺骗。现实生活中不见丝毫改变。不止于此。我可能每天被便衣警察盯梢，于城里或家中。被审讯、搜查、拘捕。抑或在一场人为的交通事故中丧生。在工厂和学校的会议上，我可能遭致非人的批判。但是，谁也甭想走进我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深处。在那里，我是独立的，讳莫如深，遥不可及。每每如是，当我遭遇批判的时候。
大会的第一部分是为党政歌功颂德。宣读进步的数据，成就的比率，齐奥塞斯库的讲话提要，时针在表盘上兜了两个圈圈。接下来是会议的第二部分，即对第一部分里所话及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异类分子”进行批斗。我成为第二部分的重点，会议的主题、批斗的东西。我的表现也一如非人的东西。充耳不闻其声讨，溜号到另外一个世界，我的思想世界。我开始在脑海里构思布局，将糕点厂玻璃罐里的东西搬弄到跟前的会场。批判者的声讨似近犹远，仿佛风从耳边刮过，若有若无，因你正在那里心有旁鹜。我把主席台上的声讨者想象成刀片，把在大厅里，在鼓掌的手后边的面孔想象成糖果。它们在狂热中变红，在仇恨中变绿——当毁灭曲线上升至高点时，也允许、应该、或必须放声大笑。而我自觉是根火柴，一根在会议上不会点燃的火柴。我跟他们远似天涯，却不可理喻的近在咫尺。寓言诞生于我的脑海。眼前的景象愈变愈大，膨胀成一个僵滞的抽象图画，画中细节巍巍地颤抖着。我冷眼旁观，尽管内心冷热交加，乱作一团。没人能够将我跟糖果、刀片和火柴分开。我紧紧依靠着它们，在一片群情激奋之中练习坚守。我缄口如瓶，不为自己辩护半个字儿，让大肆进攻落空。漠然处之有目可睹，可睹但非可证。我的思路，会议其间的每分每秒，必定写在自己的额头。我不能给大厅里的群众留下任何把柄。思想的语言将我完全占据，所有的他们被横扫出门。
人可以变作非人，当他横遭非人待遇的时候。我早已把自己封死在思想和细节之中，当四面徒壁的时候。我久经锤炼，即使国家级的炮火，也刀枪不入。
在药店橱窗里的一块花纸巾上，立有一只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束灰土土的塑料玫瑰。在花瓶的前方，摆设着一溜儿来自中国的玻璃眼球：深褐色和浅褐色的、蓝色和蓝绿色的，带着花点点的。此时的药店，早已买不到胶布绷带、阿司匹林和滴鼻净之类的医药用品了。货架上铺展着餐巾纸，每块餐巾纸耷拉下一角，齐刷刷的一般大小，好似一排倒立着的房屋山墙。这家无药可售的药店，却满满一柜其大小和形状与其色彩一般五花八门的中国玻璃眼球。我做好了被问的准备。然而，女店员什么也没有问，我什么也没有说。买玻璃眼球无须医生处方，无须特需，无须尺寸。我决定买下一只，一个并非轻而易举的决定。我挑遍了所有玻璃眼球，最后选择出一只浅褐色、中等大小、弧度较大的玻璃眼球。那感觉跟我挑选糖果、刀片、火柴等等毫无二致。次日，我请了厂里的一位工人，把玻璃眼球固定在一根金属条上，又把金属条固定在一个金属环上。尔后，我将金属环穿到自己的项链上，我戴着的项链。那是夏天，玻璃眼球一走一晃，在我裸露的脖颈上。几个星期之后，我习惯了它，有如习惯了匙勺和有轨电车车票。当走路不再有所察觉时，我必须去看医生。等了良久，轮到我时。医生坐在写字台里端。我进去时，看也不看我一眼，司空见惯的旁若无人：呐，咋的啦。我对他讲，那里有痛。他这才抬起头，开始注意我。只见他的脸色蓦然之间变得紫红。他从椅子上跳将起来，一把将我搡出门外。离开时，我听见走廊那边，他在那里破口大骂“破玩艺儿”，只字不提玻璃眼球。
不晓得我的那只走路时不再觉其跳跃，几乎完全被忘却，挂在脖子上的中国玻璃眼球，陈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让他如此激动而失控。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均为当下”，鹿特·科律格如此写道，我信以为然，并时常念起。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眼看见所有、知情全部。因为我们会随时改变对正在发生，抑或已知事实的观点，由于迫不得已。
我们无法将自己公私两半，一分为二，就像我们无法区分外出时穿的鞋子和在家时穿的鞋子。人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过去是，现在也是。即便被整的个人，也无法自我区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你不由自主。有时候，我感觉得漫长岁月如此之微小，小得好似一根大头针的针头，囿于彼此紧密的关系。对于诸如此类的言论，譬如“没有恶劣到如此程度”，抑或“不是什么都那么糟糕”等等，我们必须每每问上一问，“于谁而言？”这些语句与其说是言论，不如说是咳嗽。言此话者，昧着良心闭口不提自己当年的处境，在专制体制下——不晓得做了多少个妥协，才不至于“恶劣到如此程度”。
1987年，离开罗马尼亚之前的短短几天，我设法跟所剩无几的朋友取得联络，每天奔赴永久的告别幽会。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只要齐奥塞斯库大权在握，只要他活着不死，我将永远不得重返家园。一如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我以为，齐奥塞斯库将活过那些出走或留下的人们。他也将活过我，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那些个告别全是些很没着落，很无能为力的幽会。我从一个朋友奔向另一个朋友。轻飘发热的脑瓜，顶着凛冽彻骨的严寒，拂在头发中的风是缺乏耐心的时间，清晰可见，在光秃的树木和飘舞的大衣上撒野。
我和一位朋友相会于一家冰锅冷灶，吃客寥若晨星，厨房形存实亡的饭店。饭店里无饭可吃，在这个国家可谓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之所以司空见惯，是因为无米下锅，无菜炒作。朋友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祖母一天前去世了。我们坐也没得坐，话也没得说。因为他须立刻赶往墓地，去看看墓穴是否挖掘完毕。明天上午是葬礼。时有此类事情发生，送葬的棺材、乐队、牧师及其家属都到齐了，而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掘墓人才将将开始动工。牧师和乐手一怒之下扬长而去，在场的亲属只好亲自下手为死者掘墓。这一天的告别由饭店变成了去墓地的路上。必须送酒给掘墓人，朋友说，但既不能少也不能多。少了，他们会恼羞成怒不给你好好干。多了，坟坑还没挖好他们就醉成一滩烂泥。
昨夜下雪了，干冷结实。我和朋友穿行在大街小巷，拖曳着两个沉重的告别。一个告别已足够我们受的了。走着走着，朋友唱起歌来。一如既往，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喉咙里的歌，别人头脑里的思想。朋友是个音乐家。我走进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白色的小苍兰。女店员用报纸把小苍兰打包起来，没有其它包装用品。报纸上有一张齐奥塞斯库的照片。出了店门，我立刻将报纸扒下来，扔掉了。就这样，花儿被我拿着，赤裸裸于严寒中，没有任何包装：小苍兰，乳白色，有些曲折，有些揉搓。
墓地里冰天雪地，踩下去一脚，白色依然。墓碑，白色。雪花，白色。栅栏，白色。天空，也是白色。天地一色，仿若一个圆球。我们人在其中。白色的小苍兰仿佛是墓地全体白色成员的同谋。
我们细语轻言，墓地雪白得几近毛骨悚然。白色的呼吸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以至于我们揣揣不安，似觉在这里不该呼吸才对。我们必须穿过大片坟茔，才能走到等在那里的新坟。朋友又唱起歌来。刚才街上时，我阻挠他唱，而现在我不再去打扰。就让他的嘴巴，再唱支歌儿吧。继续歌唱继续思想，每当走头无路不知所措的时候。在嘴中打开一个思想区域，省得脑袋被无所用场的扛着走着。其实，既没有什么好唱的，也没有什么好想的。当两个朋友之间的告别，不能在对坐中进行，因为要同去一个第三者那里，一个死在前面的老人。
两把铁锨躺在那里，掘墓人已然离开。坟坑已经挖好，一堆新土掺和着污雪。如此之多的白色之后，肮脏的泥土让眼睛觉得好不舒服。欲往坟坑深处瞧时，我转了一下身子，下意识地，就像一个人初来乍到某地时那样自然而然。我看见一个男人，在另外一溜坟茔之间。他似乎到达有时，因为被人看见，慌忙在胸前划了三个十字，而后双手合十，开始祈祷。我继续盯着他看。因见我继续盯着他看，他开始走动，且没再划十字。因为他的走动，我认出了他：一个便衣警察。我未去惊动朋友，将小苍兰投进黑色的坟坑，跟便衣警察大衣一般黑的坟坑。我看见那束白色的小苍兰在自己的脑海里落下，还有那个男人，雪地当间一只庞大的黑蟋蟀。我看见坟坑坑底躺着一只空酒瓶。也许是一种掘墓人习俗，也许是一件陪葬品，不得而知也。人世间有多种寄托情思的吉祥物，或给活人带去幸福，或给死者带去安宁，而后者至少灵验无疑。
我早就认识这位墓地造访者。不过，他亦为墓地的一只黑蟋蟀，却是头一次发现。迄今为止他身份变幻多端：时而散步者，当我散步时；时而顾客，当我购物时；时而逛咖啡店的人，当我喝咖啡时；时而公园长椅上的休憩者，电影院的观众，乘火车的旅客。一句话，他跟我形影不离，无时无刻：扬尘的夏日、泥泞的秋季、飞雪的冬天。我干什么，他干什么。他以前是，在我的脑海中，今天依然是，我昨天和前天的影子。
从墓地回到家里，居室被撬。太熟悉伪造成盗窃的搜查了。首饰、钱财、家什等等一样不少。惟书信纸张乱七八糟。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子坐在凳子上，说：“您总算回来了”。不知秘密警察现在还想干什么，我说，两天后我将永远离开这里了。他佯装恼怒，掏出证件给我看：“刑事警察局。您瞧，我跟秘密警察毫无关系”。他写下一份记录。证件上的名字没错，只是职业有所出入。此人供职于秘密警察局。三年之后，齐奥塞斯库倒台，在审阅因枪杀而被捕的秘密警察名单时，我又邂逅了这个名字。
这便是人们称之为日子，我要告诸读者的一天。我也可以告诸读者另外的一天，另外一个困境重重走头无路的日子。之所以选择了这一天，是想借此让读者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某些人对凶手及其帮凶的伪善理解。我必须清楚已知，即使所有的日子模糊成大头针针头那般渺小，渺小得漫无头绪，囿于彼此紧密的关系。我必须不厌其烦地从头开始，去领悟那些已然过去的日子，即使两脚于虚无缥缈之中。也许，除却回眸那些已经不再拥有的中国玻璃眼球的日子，我别无它择。
在一家糕点厂的玻璃罐里，躺着一些有了年岁的糖果。炎夏高温，糖果化了，红红绿绿流淌成一团。天气凉爽之后，糖果又硬朗亮闪起来，仿若结晶的玻璃粉。与糖果罐接邻的那只玻璃罐里装的是须刀片。紧挨着须刀片的另一只玻璃罐里装的是火柴盒。它们如此并存了许多年。我思索了许多年。除了我之外，大约没有第二个人，整天价眼瞅着这些玻璃罐罐，脑袋里反复排列玩味着个中的内容。若想将眼皮底下这一小小世界拥为己有，我必须设法想方，将玻璃罐里的东西一一转化为自己的生活内容。
我可以嘴里含上一块糖，一只手拿着刀片，另一只手拿着划着的火柴。我可以用火柴的火苗加热刀片。嘴里的那块糖果不会马上吃完，但火柴很快就会烧完，刀片很快就会变凉。也就是说，在刀片被加热之前，我必须明确热刀片的用场：割下一块窗帘，或放进冷水听它兹兹发响。
我可以一边含吮糖果，一边用刀片去削一根火柴，尔后，获得一枝牙签，再用牙签去清理指甲。
我可以用刀片将两块粘在一起的糖果分开。尔后，用火柴杆儿清理刀片。
最经常最寒噤的情景是用刀片切割我的肌肤。只是，何必给刀片加热，倘若用它来切割皮肉？那块糖果仍然被含吮在口中。说不定吮糖的时间长于两个手腕动脉鲜血流尽的时间。
此乃系列自我解脱的尝试。强迫症似地每天将我从一个没有生气的东西，驱赶向另一个没有生气的东西。逼迫着自己去适应环境，逼迫着自己生活下去。我超然之上，因了思索。我需要思索，思索被公开禁止的思想。思想即语言。在这些思想语言中，没有一句是可以公之于众，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我必须在我与它们之间不断地寻找定位。因为它们一天一个样。我扮演着其中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由我自己说了算。
思想的语言，走至头脑最边缘，给人以印象——推翻那个死气沉沉，荒诞无稽，然却妄图万寿无疆的专制社会。空想而已。纯粹的自我欺骗。现实生活中不见丝毫改变。不止于此。我可能每天被便衣警察盯梢，于城里或家中。被审讯、搜查、拘捕。抑或在一场人为的交通事故中丧生。在工厂和学校的会议上，我可能遭致非人的批判。但是，谁也甭想走进我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深处。在那里，我是独立的，讳莫如深，遥不可及。每每如是，当我遭遇批判的时候。
大会的第一部分是为党政歌功颂德。宣读进步的数据，成就的比率，齐奥塞斯库的讲话提要，时针在表盘上兜了两个圈圈。接下来是会议的第二部分，即对第一部分里所话及的，阻碍社会进步的“异类分子”进行批斗。我成为第二部分的重点，会议的主题、批斗的东西。我的表现也一如非人的东西。充耳不闻其声讨，溜号到另外一个世界，我的思想世界。我开始在脑海里构思布局，将糕点厂玻璃罐里的东西搬弄到跟前的会场。批判者的声讨似近犹远，仿佛风从耳边刮过，若有若无，因你正在那里心有旁鹜。我把主席台上的声讨者想象成刀片，把在大厅里，在鼓掌的手后边的面孔想象成糖果。它们在狂热中变红，在仇恨中变绿——当毁灭曲线上升至高点时，也允许、应该、或必须放声大笑。而我自觉是根火柴，一根在会议上不会点燃的火柴。我跟他们远似天涯，却不可理喻的近在咫尺。寓言诞生于我的脑海。眼前的景象愈变愈大，膨胀成一个僵滞的抽象图画，画中细节巍巍地颤抖着。我冷眼旁观，尽管内心冷热交加，乱作一团。没人能够将我跟糖果、刀片和火柴分开。我紧紧依靠着它们，在一片群情激奋之中练习坚守。我缄口如瓶，不为自己辩护半个字儿，让大肆进攻落空。漠然处之有目可睹，可睹但非可证。我的思路，会议其间的每分每秒，必定写在自己的额头。我不能给大厅里的群众留下任何把柄。思想的语言将我完全占据，所有的他们被横扫出门。
人可以变作非人，当他横遭非人待遇的时候。我早已把自己封死在思想和细节之中，当四面徒壁的时候。我久经锤炼，即使国家级的炮火，也刀枪不入。
在药店橱窗里的一块花纸巾上，立有一只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束灰土土的塑料玫瑰。在花瓶的前方，摆设着一溜儿来自中国的玻璃眼球：深褐色和浅褐色的、蓝色和蓝绿色的，带着花点点的。此时的药店，早已买不到胶布绷带、阿司匹林和滴鼻净之类的医药用品了。货架上铺展着餐巾纸，每块餐巾纸耷拉下一角，齐刷刷的一般大小，好似一排倒立着的房屋山墙。这家无药可售的药店，却满满一柜其大小和形状与其色彩一般五花八门的中国玻璃眼球。我做好了被问的准备。然而，女店员什么也没有问，我什么也没有说。买玻璃眼球无须医生处方，无须特需，无须尺寸。我决定买下一只，一个并非轻而易举的决定。我挑遍了所有玻璃眼球，最后选择出一只浅褐色、中等大小、弧度较大的玻璃眼球。那感觉跟我挑选糖果、刀片、火柴等等毫无二致。次日，我请了厂里的一位工人，把玻璃眼球固定在一根金属条上，又把金属条固定在一个金属环上。尔后，我将金属环穿到自己的项链上，我戴着的项链。那是夏天，玻璃眼球一走一晃，在我裸露的脖颈上。几个星期之后，我习惯了它，有如习惯了匙勺和有轨电车车票。当走路不再有所察觉时，我必须去看医生。等了良久，轮到我时。医生坐在写字台里端。我进去时，看也不看我一眼，司空见惯的旁若无人：呐，咋的啦。我对他讲，那里有痛。他这才抬起头，开始注意我。只见他的脸色蓦然之间变得紫红。他从椅子上跳将起来，一把将我搡出门外。离开时，我听见走廊那边，他在那里破口大骂“破玩艺儿”，只字不提玻璃眼球。
不晓得我的那只走路时不再觉其跳跃，几乎完全被忘却，挂在脖子上的中国玻璃眼球，陈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让他如此激动而失控。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均为当下”，鹿特·科律格如此写道，我信以为然，并时常念起。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眼看见所有、知情全部。因为我们会随时改变对正在发生，抑或已知事实的观点，由于迫不得已。
我们无法将自己公私两半，一分为二，就像我们无法区分外出时穿的鞋子和在家时穿的鞋子。人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过去是，现在也是。即便被整的个人，也无法自我区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你不由自主。有时候，我感觉得漫长岁月如此之微小，小得好似一根大头针的针头，囿于彼此紧密的关系。对于诸如此类的言论，譬如“没有恶劣到如此程度”，抑或“不是什么都那么糟糕”等等，我们必须每每问上一问，“于谁而言？”这些语句与其说是言论，不如说是咳嗽。言此话者，昧着良心闭口不提自己当年的处境，在专制体制下——不晓得做了多少个妥协，才不至于“恶劣到如此程度”。
1987年，离开罗马尼亚之前的短短几天，我设法跟所剩无几的朋友取得联络，每天奔赴永久的告别幽会。因为我知道，这片土地，只要齐奥塞斯库大权在握，只要他活着不死，我将永远不得重返家园。一如这个国家的许多人，我以为，齐奥塞斯库将活过那些出走或留下的人们。他也将活过我，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那些个告别全是些很没着落，很无能为力的幽会。我从一个朋友奔向另一个朋友。轻飘发热的脑瓜，顶着凛冽彻骨的严寒，拂在头发中的风是缺乏耐心的时间，清晰可见，在光秃的树木和飘舞的大衣上撒野。
我和一位朋友相会于一家冰锅冷灶，吃客寥若晨星，厨房形存实亡的饭店。饭店里无饭可吃，在这个国家可谓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之所以司空见惯，是因为无米下锅，无菜炒作。朋友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祖母一天前去世了。我们坐也没得坐，话也没得说。因为他须立刻赶往墓地，去看看墓穴是否挖掘完毕。明天上午是葬礼。时有此类事情发生，送葬的棺材、乐队、牧师及其家属都到齐了，而那些喝得酩酊大醉的掘墓人才将将开始动工。牧师和乐手一怒之下扬长而去，在场的亲属只好亲自下手为死者掘墓。这一天的告别由饭店变成了去墓地的路上。必须送酒给掘墓人，朋友说，但既不能少也不能多。少了，他们会恼羞成怒不给你好好干。多了，坟坑还没挖好他们就醉成一滩烂泥。
昨夜下雪了，干冷结实。我和朋友穿行在大街小巷，拖曳着两个沉重的告别。一个告别已足够我们受的了。走着走着，朋友唱起歌来。一如既往，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他喉咙里的歌，别人头脑里的思想。朋友是个音乐家。我走进一家花店，买了一束白色的小苍兰。女店员用报纸把小苍兰打包起来，没有其它包装用品。报纸上有一张齐奥塞斯库的照片。出了店门，我立刻将报纸扒下来，扔掉了。就这样，花儿被我拿着，赤裸裸于严寒中，没有任何包装：小苍兰，乳白色，有些曲折，有些揉搓。
墓地里冰天雪地，踩下去一脚，白色依然。墓碑，白色。雪花，白色。栅栏，白色。天空，也是白色。天地一色，仿若一个圆球。我们人在其中。白色的小苍兰仿佛是墓地全体白色成员的同谋。
我们细语轻言，墓地雪白得几近毛骨悚然。白色的呼吸在我们面前张牙舞爪，以至于我们揣揣不安，似觉在这里不该呼吸才对。我们必须穿过大片坟茔，才能走到等在那里的新坟。朋友又唱起歌来。刚才街上时，我阻挠他唱，而现在我不再去打扰。就让他的嘴巴，再唱支歌儿吧。继续歌唱继续思想，每当走头无路不知所措的时候。在嘴中打开一个思想区域，省得脑袋被无所用场的扛着走着。其实，既没有什么好唱的，也没有什么好想的。当两个朋友之间的告别，不能在对坐中进行，因为要同去一个第三者那里，一个死在前面的老人。
两把铁锨躺在那里，掘墓人已然离开。坟坑已经挖好，一堆新土掺和着污雪。如此之多的白色之后，肮脏的泥土让眼睛觉得好不舒服。欲往坟坑深处瞧时，我转了一下身子，下意识地，就像一个人初来乍到某地时那样自然而然。我看见一个男人，在另外一溜坟茔之间。他似乎到达有时，因为被人看见，慌忙在胸前划了三个十字，而后双手合十，开始祈祷。我继续盯着他看。因见我继续盯着他看，他开始走动，且没再划十字。因为他的走动，我认出了他：一个便衣警察。我未去惊动朋友，将小苍兰投进黑色的坟坑，跟便衣警察大衣一般黑的坟坑。我看见那束白色的小苍兰在自己的脑海里落下，还有那个男人，雪地当间一只庞大的黑蟋蟀。我看见坟坑坑底躺着一只空酒瓶。也许是一种掘墓人习俗，也许是一件陪葬品，不得而知也。人世间有多种寄托情思的吉祥物，或给活人带去幸福，或给死者带去安宁，而后者至少灵验无疑。
我早就认识这位墓地造访者。不过，他亦为墓地的一只黑蟋蟀，却是头一次发现。迄今为止他身份变幻多端：时而散步者，当我散步时；时而顾客，当我购物时；时而逛咖啡店的人，当我喝咖啡时；时而公园长椅上的休憩者，电影院的观众，乘火车的旅客。一句话，他跟我形影不离，无时无刻：扬尘的夏日、泥泞的秋季、飞雪的冬天。我干什么，他干什么。他以前是，在我的脑海中，今天依然是，我昨天和前天的影子。
从墓地回到家里，居室被撬。太熟悉伪造成盗窃的搜查了。首饰、钱财、家什等等一样不少。惟书信纸张乱七八糟。一个年龄与我相仿的男子坐在凳子上，说：“您总算回来了”。不知秘密警察现在还想干什么，我说，两天后我将永远离开这里了。他佯装恼怒，掏出证件给我看：“刑事警察局。您瞧，我跟秘密警察毫无关系”。他写下一份记录。证件上的名字没错，只是职业有所出入。此人供职于秘密警察局。三年之后，齐奥塞斯库倒台，在审阅因枪杀而被捕的秘密警察名单时，我又邂逅了这个名字。
这便是人们称之为日子，我要告诸读者的一天。我也可以告诸读者另外的一天，另外一个困境重重走头无路的日子。之所以选择了这一天，是想借此让读者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某些人对凶手及其帮凶的伪善理解。我必须清楚已知，即使所有的日子模糊成大头针针头那般渺小，渺小得漫无头绪，囿于彼此紧密的关系。我必须不厌其烦地从头开始，去领悟那些已然过去的日子，即使两脚于虚无缥缈之中。也许，除却回眸那些已经不再拥有的中国玻璃眼球的日子，我别无它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