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疼痛还是真实的 - 庸现对话李勇政

                
庸现： 我们展览的主题是“资本与艺术”。您递交的是《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的影像作品。法国哲学家让·波里亚的《象征交换与死亡》里提到“我的死亡无处不在，我的死亡在梦想…… 谈到自杀的禁止与价值规律的出现是一致的”。不论宗教、道德还是经济，言说的总是同一个规律： 任何人都无权削减资本和价值。 您觉得死亡和资本之间有必然的关系吗？
 
李勇政： 是的，我递交了这件作品，这源自一个悲伤的故事，我并不想阐述太多的东西，观众应有自己的判断。如果一定要谈死亡与资本的关系，我想死亡应该是资本的完结，即使还有其被利用的部分，主体已经离场。如果资本是一种社会控制的重要纽带的话，那么自己主动选择死亡，就是对这样的一个系统最有象征性的一击，以毁灭自己所支配的最后的资本，这是对一个不公正的利益社会的挑战。我想弱小者是唯一真正的自由的反抗。
 
庸现：每人都是一点资本，如同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需要拯救的灵魂，所以这也就是说他无权毁灭自己。自杀正是通过毁灭自己所支配的那点资本来反对这种正统的价值观念，人们甚至对已死的自杀者处以绞刑，这是不可饶恕的。因此，在一个充满价值规律的社会里，自杀事件的增加是对社会基本规律的挑战。在基督教文化中，自杀是对上帝的不恭，是对正统基督教的亵渎。那么没有上帝的中国文化语境里，自杀意味着什么？也是对正统价值的反抗吗？佛教讲轮回，自杀应该还不是真正的终结吧？
 
李勇政：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国是一个有传统的农业社会，人是其最重要的生产资源，所以不论在正统文化还是在宗教文化里，自杀都是罪恶的。当下很难笼统地谈中国文化语境，传统或当下的，这是一个很分裂的时期，统摄一切的文化系统早已分崩离析，个人都在若干小的漂浮孤岛上无所依靠，利益是当下判断一切的标准。自杀的原因很多，波德里亚说“自杀是实现自由的唯一方式”，过于理性的说法在现实面前显得过于矫情了，对于死者与相关人带来的痛苦，比石头还坚硬，活着的人还活着，即使思想都是被系统所注定，至少疼痛还是真实的。
 
庸现：一般来说，自杀者多数是精神病患者。福柯以“理性批判者”著称。在《疯癫与文明》中，他将研究对象集中指向疯癫、疾病、犯罪和性等“边缘”领域，对疯癫中富有想象力和诗意的部分进行了阐释和颂扬。您作品里表现的是四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也患有精神疾病吗？还是只是处于社会“边缘”地带？
 
李勇政：他们不是精神病人，最大的才14岁，他们是这个社会最弱势的群体，人生还没有开始，甚至形而上地谈论这种死亡，都是一件虚伪的事情。他们是留守儿童，中国有几千万这样的孩子，与父母分离，不能得到这个年龄应该所得到的社会善意。他们被抛弃，随波逐流，是丧失了应有权利的“赤裸的生命”。
 
庸现：对于福柯来说身体上失去了自由，但还可以保持兽性的咆哮。这意味着最低形式的资本还可以继续存在。而有选择的“自然死亡“则是资本自然转化的一种完美形式。在中国，经济在近四十年里高速发展，资本却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人因为付不起学费或医疗费而自杀。自杀在这里是意味着拒绝变卖自身，反抗资本“完美”自然转化，还是作为一种资本积累的形式？
 
李勇政：死亡不是一种资本的积累，但是死亡可以是一种被利用的资本。控制死亡的方式，甚至是这个社会控制的重要形式，它是以提供死亡的对立面安全而存在的。控制生死，是所有控制中最恶劣的控制方式，这比一种后现代式的文化控制要真实与残酷得多。你要活着就必选按照系统方式来活着，想更好，想抱有更多的希望，那么就走上了被绑架的不归路。
 
庸现： 生命/身体是广义资本的一部分？

李勇政： 是的，身体以及生命的过程都是一种资本，甚至是这个社会系统运行的最重要的资本。
 
2019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