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画刊谈《博伊斯在中国》展览
你第一次接触博伊斯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了解到的？
答：第一次接触博伊斯是90年代初在图宾根上大学时，偶然在一次绿党竞选宣传台看到博伊斯与当时绿党领袖的一组70年代组建绿党时的照片。不久后，又在图宾根美术馆举办的《献给爱尔兰一个神秘人的神秘组画》展览上见到他的素描作品。
你参与这次博伊斯在中国的展览的出发点是什么？
答：两个方面。
一. 社会文化的角度：博伊斯的 “人人都是艺术家－都在通往社会有机体自由塑造的旅途途上”(Jeder Mensch ein Künstler – Auf dem Weg zur Freiheitsgestalt des sozialen Organismus)对变革中的中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此外， 博伊斯作为杜尚以后改变当代艺术游戏规则的西方重要人物曾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却从未在中国展出过。因此如何在大型作品缺席，仅仅通过有限展品呈现大家熟悉的“扩展艺术概念”及“社会雕塑” 思想的挑战是参与这次展览的出发点之一。
二．私人的角度：从2008年与博格首次谈到把博伊斯拿到中国做展览进行传播至今近5年的时间里， 我本人与蓝镜，于幸泽一起经历了不少的波折。今天能在央美举办《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也算是对收藏家博格的个人交代。
今日博伊斯又重新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你认为是由于怎样的背景？
答：在过去的二十年几年里，博伊斯在德国艺术界渐渐被冷落，大概与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分不开。博伊斯的思想理念来自于基督教，日耳曼原始教，人类学，现代边缘科学和社会浪漫主义等各个领域。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却都与欧洲大陆历史悠久的乌托邦思想紧密相连。正是这个乌托邦使欧洲在二十世纪初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分化成东西两大意识形态敌对的阵营。随着战后经济的逐步恢复，西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导致60年代末的“越战”爆发。“越战”时期是德国“经济奇迹”后几乎不存在失业问题而物质极大丰富的时期，是社会浪漫主义乌托邦发展到极致的时代。60年代中晚期，年轻人的见解和抱负不被重视，产生了极大的挫折感。他们渴望一种和父辈不同的社会：与世无争、和平、平等的世界，消除贫富差距、反制。因此，以Woodstock为代表的嬉皮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但随着80代初经济危机的到来，里根入主白宫以及撒切尔夫人解散英国工会开始意味着西方保守主义的回潮。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宣告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和Woodstock社会浪漫主义的彻底终结。9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 理性自私数字全球化时代。 股票和对冲基金代替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理性自私”的资本主义模式成为放之四海的真理。2008年美国放贷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到来，使无限膨胀的“利己资本主义”再次受到质疑。在这样的全球语境下，博伊斯“过时“的“社会雕塑”暖流思想又“当下“起来，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纳什”理性自私“的另一种思维模式。当下的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应该不是20世纪70／80年代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回归。《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不仅在中国具有开创意义，也许也是让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再次成为国际热门话题的一个契机。
博伊斯那么多的观念、价值、理论及实践中，你觉得最有影响最具超越性的是哪一点？请详述
答：从艺术史的角度，我个人以为他的扩展艺术概念最有开创性。20世纪70年代，不仅当时德国小报指责博伊斯是骗子，而且学术专家也一致认为他不懂艺术。1970年，博伊斯与哲学家、美学专家Bense，艺术家、雕塑家、古典现代代表Max Bill , 哲学家、社会学家Annold Gehlen，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批评家、作家Wieland Schmied 进行的《挑衅社会物质生活 － 艺术与反艺术》的五人辩论是他阐述扩展艺术概念的最好影像资料。通过这个视屏，我们可以看到博伊斯当时是如何在“学术权威”面前独自坚持“反艺术”也是艺术一部分的理念，如何反对狭隘艺术概念和反对限制艺术的边界。历史证明，他的“反艺术”理念扩大了艺术的边界，改变了艺术的游戏规则。遗憾的是这个讨论录像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能翻译成中文在博伊斯展览上和观众见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活跃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博伊斯的影响，如何理解其中的吸收与误解？
a) 活跃的中国艺术家吸收博伊斯艺术理念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人人都是艺术家”打破艺术边界的理念。这个观点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特别大。它改变了人们以前以为只有画画才是艺术的传统思维定势。博伊斯的扩展艺术概念使他们了解到一切材料，一切方法， 包括语言均可以成为艺术表达的载体。他的这个理念启蒙了中国艺术家艺术思维的当代性，极大地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二： “社会雕塑”的理念。中国艺术家利用博伊斯“社会雕塑”的理念来介入社会政治，针对中国当下的政治、文化、性别的问题进行社会批判。无论是“玩世现实主义”， 还是“政治波普”都是吸收了博伊斯思想理念从而创造了中国式的“社会雕塑”。
b) 中国艺术家对“社会雕塑”的误读：
一：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思想来源于从19世纪末“英国公园”以来的“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打破艺术与生活界限，即艺术理想就是生活理想的乌托邦理想。把社会雕塑好，就如把艺术品塑造好一样：生活即艺术。中国艺术家理解的“社会雕塑”是没有艺术史上下文的，基本不考虑或不提“社会雕塑”与艺术生活化的关系。
二：误读“社会雕塑”与欧洲近百年来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关系。博伊斯虽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但他身上充满了社会民主的西方左派理念。中国艺术家把“社会雕塑”作为社会批判，特别是对现存权利话语批判的武器，但是误读了博伊斯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
中国艺术家对博伊斯的误读并没有妨碍他们的艺术创作。相反，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博伊斯艺术史语境的文化包袱，他们的创作更加大胆地把博伊斯带来的灵感融入中国本土政治文化符号中来打破艺术界限，进行中国式的文化“社会雕塑“。
今天的社会更为复杂与多元，你觉得博伊斯仍然可以产生影响吗？是否有过时的嫌疑？
答： 今天博伊斯当然仍然产生影响。收藏家博格把博伊斯和达芬奇作为跨时代的“天才”放在同一个高度。是否真如此，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以为，在全球化新的政治社会复杂多元的语境下，博伊斯思想理念很难再达到20世纪70／80年代对艺术和社会的影响力。但他穿越时空的理念仍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金融危机后的今天，“我们就是革命”的命题仍然成立。特别是在中国。
注： 此访谈发表于《画刊》2012年9／10期
答：第一次接触博伊斯是90年代初在图宾根上大学时，偶然在一次绿党竞选宣传台看到博伊斯与当时绿党领袖的一组70年代组建绿党时的照片。不久后，又在图宾根美术馆举办的《献给爱尔兰一个神秘人的神秘组画》展览上见到他的素描作品。
你参与这次博伊斯在中国的展览的出发点是什么？
答：两个方面。
一. 社会文化的角度：博伊斯的 “人人都是艺术家－都在通往社会有机体自由塑造的旅途途上”(Jeder Mensch ein Künstler – Auf dem Weg zur Freiheitsgestalt des sozialen Organismus)对变革中的中国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此外， 博伊斯作为杜尚以后改变当代艺术游戏规则的西方重要人物曾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在此之前却从未在中国展出过。因此如何在大型作品缺席，仅仅通过有限展品呈现大家熟悉的“扩展艺术概念”及“社会雕塑” 思想的挑战是参与这次展览的出发点之一。
二．私人的角度：从2008年与博格首次谈到把博伊斯拿到中国做展览进行传播至今近5年的时间里， 我本人与蓝镜，于幸泽一起经历了不少的波折。今天能在央美举办《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也算是对收藏家博格的个人交代。
今日博伊斯又重新成为国际上的热门话题，你认为是由于怎样的背景？
答：在过去的二十年几年里，博伊斯在德国艺术界渐渐被冷落，大概与国际社会大环境的变迁分不开。博伊斯的思想理念来自于基督教，日耳曼原始教，人类学，现代边缘科学和社会浪漫主义等各个领域。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却都与欧洲大陆历史悠久的乌托邦思想紧密相连。正是这个乌托邦使欧洲在二十世纪初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并在战后分化成东西两大意识形态敌对的阵营。随着战后经济的逐步恢复，西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导致60年代末的“越战”爆发。“越战”时期是德国“经济奇迹”后几乎不存在失业问题而物质极大丰富的时期，是社会浪漫主义乌托邦发展到极致的时代。60年代中晚期，年轻人的见解和抱负不被重视，产生了极大的挫折感。他们渴望一种和父辈不同的社会：与世无争、和平、平等的世界，消除贫富差距、反制。因此，以Woodstock为代表的嬉皮运动也应运而生，并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但随着80代初经济危机的到来，里根入主白宫以及撒切尔夫人解散英国工会开始意味着西方保守主义的回潮。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宣告了理性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和Woodstock社会浪漫主义的彻底终结。90年代开始，世界进入 理性自私数字全球化时代。 股票和对冲基金代替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理性自私”的资本主义模式成为放之四海的真理。2008年美国放贷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到来，使无限膨胀的“利己资本主义”再次受到质疑。在这样的全球语境下，博伊斯“过时“的“社会雕塑”暖流思想又“当下“起来，它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纳什”理性自私“的另一种思维模式。当下的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应该不是20世纪70／80年代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回归。《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不仅在中国具有开创意义，也许也是让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再次成为国际热门话题的一个契机。
博伊斯那么多的观念、价值、理论及实践中，你觉得最有影响最具超越性的是哪一点？请详述
答：从艺术史的角度，我个人以为他的扩展艺术概念最有开创性。20世纪70年代，不仅当时德国小报指责博伊斯是骗子，而且学术专家也一致认为他不懂艺术。1970年，博伊斯与哲学家、美学专家Bense，艺术家、雕塑家、古典现代代表Max Bill , 哲学家、社会学家Annold Gehlen，奥地利艺术史学家、批评家、作家Wieland Schmied 进行的《挑衅社会物质生活 － 艺术与反艺术》的五人辩论是他阐述扩展艺术概念的最好影像资料。通过这个视屏，我们可以看到博伊斯当时是如何在“学术权威”面前独自坚持“反艺术”也是艺术一部分的理念，如何反对狭隘艺术概念和反对限制艺术的边界。历史证明，他的“反艺术”理念扩大了艺术的边界，改变了艺术的游戏规则。遗憾的是这个讨论录像由于时间关系没有能翻译成中文在博伊斯展览上和观众见面。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活跃的中国当代艺术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博伊斯的影响，如何理解其中的吸收与误解？
a) 活跃的中国艺术家吸收博伊斯艺术理念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人人都是艺术家”打破艺术边界的理念。这个观点对中国艺术家的影响特别大。它改变了人们以前以为只有画画才是艺术的传统思维定势。博伊斯的扩展艺术概念使他们了解到一切材料，一切方法， 包括语言均可以成为艺术表达的载体。他的这个理念启蒙了中国艺术家艺术思维的当代性，极大地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二： “社会雕塑”的理念。中国艺术家利用博伊斯“社会雕塑”的理念来介入社会政治，针对中国当下的政治、文化、性别的问题进行社会批判。无论是“玩世现实主义”， 还是“政治波普”都是吸收了博伊斯思想理念从而创造了中国式的“社会雕塑”。
b) 中国艺术家对“社会雕塑”的误读：
一：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思想来源于从19世纪末“英国公园”以来的“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打破艺术与生活界限，即艺术理想就是生活理想的乌托邦理想。把社会雕塑好，就如把艺术品塑造好一样：生活即艺术。中国艺术家理解的“社会雕塑”是没有艺术史上下文的，基本不考虑或不提“社会雕塑”与艺术生活化的关系。
二：误读“社会雕塑”与欧洲近百年来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关系。博伊斯虽然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但他身上充满了社会民主的西方左派理念。中国艺术家把“社会雕塑”作为社会批判，特别是对现存权利话语批判的武器，但是误读了博伊斯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
中国艺术家对博伊斯的误读并没有妨碍他们的艺术创作。相反，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博伊斯艺术史语境的文化包袱，他们的创作更加大胆地把博伊斯带来的灵感融入中国本土政治文化符号中来打破艺术界限，进行中国式的文化“社会雕塑“。
今天的社会更为复杂与多元，你觉得博伊斯仍然可以产生影响吗？是否有过时的嫌疑？
答： 今天博伊斯当然仍然产生影响。收藏家博格把博伊斯和达芬奇作为跨时代的“天才”放在同一个高度。是否真如此，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以为，在全球化新的政治社会复杂多元的语境下，博伊斯思想理念很难再达到20世纪70／80年代对艺术和社会的影响力。但他穿越时空的理念仍然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金融危机后的今天，“我们就是革命”的命题仍然成立。特别是在中国。
注： 此访谈发表于《画刊》2012年9／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