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秃头”是女性主义过去式？？？--与吴味谈男权沙文主义思维盲点
庸现
自徐乔斯对“秃头戈女”的质疑以来，一直风平浪静，这种“静”给人造成一种“女性主义”似乎很容易在中国取胜的错觉。吴味先生最近的 “ ‘秃头戈女’的女性主义过去式”一文让我们强烈地意识到这种自我良好的感觉完全只是一种幻觉而已，女性主义革命尚未成功，戈女仍需努力。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十二个年头里聚焦女性主义艺术，首先让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两种颇为常见的否定态度：其一是 “女性主义早就过时了”，其二是 “连人权都没有，还妄谈什么女权”。把这两种观点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极其有趣的矛盾关系，前者认为女性主义因为是遥远的过去所以对现在来说已不再有谈及的必要，后者认为女性主义因为是遥远的未来所以对现在来说还没有谈及的必要。前者说的是太落伍，后者说的是太超前。“太落伍了的同时又太超前”，这其实正是当下中国社会後集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芜杂状态的一大主要特征，对这一特征的揭示和探讨，恰恰是女性主义艺术最为当下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变了吗？
吴先生一开始就以一种模糊、笼统的表面社会学方法论对李心沫的文章开炮。除了前后矛盾难自圆其说以外，最大的问题是方法论。吴先生既不举具体例子，也没有数据的支持，而是理所当然当然地宣称：“ 今天的大众新潮儿早已不仅能接受、甚至很欣赏女性秃头”。这里笔者首先质疑“很欣赏女性秃头”的论点：不排除有少数人，包括作者本人品味不一般而喜欢秃头。作者不顾走在中国各地大街小巷75%以上仍然“秀发披肩”的淑女们的事实，就言过其实地宣称“秃头”在中国已经成为“新潮”。即使处于欧洲新潮领军的德国，也很少人真正喜欢女人秃头，很难想象保守的中国如此真正地接受了“秃头新潮”。
其次，吴先生的因果推理也值得商榷：由于“秃头”是“新潮”“ …何况很多女艺术家的作品早已秃头过了，所以，作为当代艺术，《戈女秃头》的先锋性早已不存在。” 在没有举例指出哪些女艺术家创作过哪些“秃头”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之艺术符号与社会现实关系的前提下就简单粗暴地否定秃头戈女的先锋性显得非常不专业。据悉， 贾方舟最近策划了一个〈时尚之巅〉的中国首届女性艺术家展览，其中有一个女艺术家陈庆庆得了乳腺癌, 化疗时头发全秃了, 一直没有留头发, 保留着秃头的形象. 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不可思议的是，吴先生刚刚批评“秃头”过时的同时马上自相矛盾地说“‘今天大众新潮儿早已不仅能接受、甚至很欣赏女性秃头’，这并不是说现实女性普遍存在的传统头发审美已经不在男权文化的规定中、而是女性的自由选择了”。事实问题正在于此。作者自己承认，即使“秃头女”真正成为了中国时尚，也不表明是女性自我主动的选择。反之，“秃头戈女”的“秃头”既不是自然脱发，也不是时尚，而是发自女性主体有意识反叛行为。从社会文化心理学层面讲，只要“秃头”一天还没有成为女性的自由选择，它就具有文化批评的意义。“秃头”行为不是一时感性冲动，它绝对具有吴先生所期待的“具体社会学”内容：颠覆“头发长，见识短的”，长发“端庄贤良”的世俗偏见。中国文化中惩罚犯人的“秃头”(光头)手段，在今天这个一见面就直接称对方为“美女”的贫乏汉语语境中难道不具备批判女性传统头发审美的男权文化的意义？！
“ …因为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已经变了 ” 吴先生文章开始非常肯定地指出，接着补充道“即传统的女性头发审美虽然还在男权文化的规定中，而“女性秃头”又成了男权文化的时尚新规定”。只要“秃女”还存在“男权文化”中，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文化语境没有改变。A = C A1 ﹦C A1= A
应该承认 ，当下的中国确实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鲜事物，比如《非诚勿扰》电视征婚节目等等光怪离陆的后现代风景。而这些时尚的节目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女性本身客体地位。“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时髦新节目是传统封建文化的升级版。
笔者希望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社会语境如吴先生所说的那样真变了，那么这个社会既不需要 “秃头”，更不需要“戈女”。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表面上有些松动，但是实质绝对没有改变。在策划“秃头戈女”之前，笔者也天真地以为中国女性被动、受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是历史、过去式。然而走近中国，透过热闹时尚的表面，才感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畸形与荒诞。“秃头戈女”因此才借用法国三十年代荒诞剧作家尤里斯库著名话剧《秃头歌女》之谐音，隐喻中国当下各种状态同时并存的多元社会，以及由荒诞而无序的新型社会结构导致的女性复杂而尴尬的生存现状。以“戈”代“歌”，暗示在中国刚刚起步的女性主义艺术，尚需艺术家用操戈动武来替代歌舞升平。艺术家们在貌似荒诞不经的表面形式下，肩负的却是甘当马前卒一般勇敢的历史性重任，并以艺术来改变现实，使之成为现实。
至于吴先生所谓的“女性穿裙子、穿高跟鞋和‘〞女穿男装’是两种男权文化的规定也是“笼统模糊的简单立论”。社会审美标准之所以主要还是由男性制定，那是因为女性缺乏争夺话语权的“秃头戈女”意识。以当代艺术为例，如果参与者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女性，那么整个艺术的游戏规则就会随之改变，变成由女性制定规则。纵观国际社会，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运动取得巨大的成就，在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开花结果。以男权坚实堡垒著称的德国美术馆已经开始出现权力转向女性的现象。法兰克福现代美术馆MMK及杜塞尔多夫 K20等重要的美术馆目前现任馆长都是女性。与中国两会几乎清一色男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政府内阁，女部长比例高达50%。中国文化表层出现了新潮“超女”、“美女”，而这些现代时尚女不少内心深处却仍然保留封建落后的卖身心态。试问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多少女性？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有多少女省长，女书记、女总理？ 难道这不是“问题社会学”，而是戈女们的臆想？！
“女性性器的简单化暴露在今天也很难做出好的女权主义作品，因为当女性性器在今天社会生活和艺术中成为习以为常… ”。吴先生简单笼统的说性器在今天社会生活和艺术中成为习以为常是没有意义的，应该举例说明何时何地哪位艺术家已经使用过这种艺术语言，因而现在再重复使用这种艺术符号已经过时。的确，在西方经历过 手持冲锋枪、暴露阴部的出口(Valie Export )，卡洛琳·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的《内部卷轴》，暴露性器的确不再是一件惊人的事，但在中国，这种在吴先生眼中“过时”而“简单化暴露”却仍然可以挑衅社会常规，产生文化批判意义。以李心沫这次参展作品“阴道的记忆”为例：这件所谓“过时”而“常规化”的2008年产生的女性主义艺术作品却在偌大的中国找不到地方展出，四年里“秃头戈女”展是唯一为此作品提供展出的平台。
“秃头戈女”另一个流产的行为艺术更是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例子。艺术家蓝镜原拟做一个叫《中国苹果》的行为艺术。此行为原本要颠覆亚当夏娃性别角色，艺术家让自己丈夫代面具裸体摘苹果。这个蓝镜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从一开始就受到798有关部门的关注、追踪以及恐吓。最后，为了不被查封临时改成了不伤大雅的“戈女秃头”行为。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而吴先生却无视社会现实，玩酷地以男权沙文主义的姿态坚持说暴露性器在“今天社会生活和艺术中成为习以为常”的事，“ 秃头戈女”的诉求不是所谓的“问题社会学”。很难想象一个真正关心“问题社会学”的人会不关心女性问题。一个没有女权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没有人权的社会。笔者实在不知吴先生生活在那个国度？如果是中国的话，那么作者对中国现实的感知不是非常局限，就是痴人说梦。
二．新男权沙文主义思维定式
新男权沙文主义一改过去的保守面孔，华丽转身而以前卫自居，并反唇相讥地指责秃头女性主义过时，不再先锋。没有变的是，新男权沙文主义仍然居高临下地指责女性道德来消解女性主义意义。“女性身体暴露在解放女性身体的同时，又使女性身体陷入了新的男权文化陷阱 — 女性身体丧失有尊严的审美而更进一步公开化地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这段听起来似乎有道理的文字实际上完全不成立，是彻头彻尾的封建思想的现代版。众所周知，在德国的桑拿是裸体男女混合，夏天各大公园也是裸体太阳浴和FKK，而几乎没有德国人会大惊小怪得觉得裸体和色情有任何关系。女性身体的暴露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它是否主体行为与主体愿望的选择。
吴先生对李心沫《月经画》的质疑是新男权沙文主义思维定式的充分表现。的确“月经是女性的一种正常生理过程”。在经血问题上，吴先生却似乎忘了经血与艺术符号的关系，以及自己极力鼓吹的所谓的“问题社会学”。经血是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它不只是“女性的一种正常生理过程”，同时也是父系社会对女性压迫的起源。众所周知，对于一个女性月经的开始也就意味着生育期的开始，而女性在月经期和孕期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个时期，不能做重体力的工作，需要休息和保护，这成为女性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许多工作都是拒绝女性的。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下贱”，“不干净”的妖魔化大都与经血有关。很多男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也建立在不用担负生育负担之上。在现代社会，经血、生育仍然是职场杀手：它使女性无法和“没有牵挂”的男人竞争而成为社会弱势。而吴先生却说“ …男性还有射精疼痛呢，是不是由此可说男性伟大呢？”，好像一点都不在乎经血逻辑延伸的“问题社会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人类的再生产由商品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两大部分组成。女性生育因此是生产力的一部分，而这种生产力却不被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所重视。女性因生育而在家从事劳动，不能换取金钱，被资本主义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家务劳动虽然不能生产交换价值，却有使用价值，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共谋贬低女性的劳动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首先提出“家务劳动”的概念，把家务劳动纳入社会市场，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正是经血社会学意义的延伸。如果说吴先生“看不到李心沫到底在女性月经事情上发现了什么新的普遍文化问题”，不是受到习惯性男权视野的局限，就是个人冷漠无感。最后作者还是摘下“中立客观”的面具称“月经血视觉感受下的女性沙文主义的艺术瞎联想”。
大谈当代艺术方法论的吴先生，在质疑肖鲁作品《恶之花》时却拿不出任何方法，只是一味强调作品的过时，来显示自己的“先锋”。作者不从波德莱尔的审美批判的哲学的角度来看“恶”与“花”的关系，以及用“恶”来表现对“美”与“真”的追求、用瞬间来表达永恒。好在作者最后还是意识到“波特莱尔之‘恶’具有时代‘病’的针对性，正是这种针对性揭示了时代的真，彰显了更高境界的善”。希望作者还没有弱智到让艺术家把自己艺术语言全部用文字写在墙上的地步吧！由于受到新男权沙文主义视野的局限吴先生好像很难意识到肖鲁作品这个层次上的隐喻。对歌舞升平现实的批判作者着笔非常少，对女性痛苦的表达却非常敏感与反感。难道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真的已经走过了头，应该矫枉过正？
既然一切已经“过时”，吴先生却不向读者略微展示什么样的女性主义表达方式在中国还没有“过时”，仍然先锋？
不错，“今天的中国社会一个传统、现代、后现代、当代文化并存的时代，女性问题（男权问题）同样是各种文化形态并存”，但它并不说明“ …(女性)不再表现为社会整体化和系统化、而是局部化和零碎化”。应该说它的主流是封建的保守势力，仍然是封建国家资本主义荒诞的父权体系。
正因为女性问题非常复杂，“秃头戈女”作为女性主义艺术理念才能使女性主义艺术有新的突破。“戈女”争取平权，是前女性主义，“秃头”反叛角色、超越性别，是后女性主义。“秃头”加“戈女”正好是中国荒诞杂芜的社会女性主义最好良策：颠覆传统性别定义，宣扬“秃头”之角色反叛，彰显“戈女”之斗士意志。 摒弃村落文化意识，穿越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开启跨性别时代。
注： 此文发表于2012年5月3日《艺术国际》博客
在二十一世纪的第十二个年头里聚焦女性主义艺术，首先让我们无法忽视的是两种颇为常见的否定态度：其一是 “女性主义早就过时了”，其二是 “连人权都没有，还妄谈什么女权”。把这两种观点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极其有趣的矛盾关系，前者认为女性主义因为是遥远的过去所以对现在来说已不再有谈及的必要，后者认为女性主义因为是遥远的未来所以对现在来说还没有谈及的必要。前者说的是太落伍，后者说的是太超前。“太落伍了的同时又太超前”，这其实正是当下中国社会後集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芜杂状态的一大主要特征，对这一特征的揭示和探讨，恰恰是女性主义艺术最为当下的现实意义所在。
一、中国社会的文化语境变了吗？
吴先生一开始就以一种模糊、笼统的表面社会学方法论对李心沫的文章开炮。除了前后矛盾难自圆其说以外，最大的问题是方法论。吴先生既不举具体例子，也没有数据的支持，而是理所当然当然地宣称：“ 今天的大众新潮儿早已不仅能接受、甚至很欣赏女性秃头”。这里笔者首先质疑“很欣赏女性秃头”的论点：不排除有少数人，包括作者本人品味不一般而喜欢秃头。作者不顾走在中国各地大街小巷75%以上仍然“秀发披肩”的淑女们的事实，就言过其实地宣称“秃头”在中国已经成为“新潮”。即使处于欧洲新潮领军的德国，也很少人真正喜欢女人秃头，很难想象保守的中国如此真正地接受了“秃头新潮”。
其次，吴先生的因果推理也值得商榷：由于“秃头”是“新潮”“ …何况很多女艺术家的作品早已秃头过了，所以，作为当代艺术，《戈女秃头》的先锋性早已不存在。” 在没有举例指出哪些女艺术家创作过哪些“秃头”作品，以及这些作品之艺术符号与社会现实关系的前提下就简单粗暴地否定秃头戈女的先锋性显得非常不专业。据悉， 贾方舟最近策划了一个〈时尚之巅〉的中国首届女性艺术家展览，其中有一个女艺术家陈庆庆得了乳腺癌, 化疗时头发全秃了, 一直没有留头发, 保留着秃头的形象. 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例子。
不可思议的是，吴先生刚刚批评“秃头”过时的同时马上自相矛盾地说“‘今天大众新潮儿早已不仅能接受、甚至很欣赏女性秃头’，这并不是说现实女性普遍存在的传统头发审美已经不在男权文化的规定中、而是女性的自由选择了”。事实问题正在于此。作者自己承认，即使“秃头女”真正成为了中国时尚，也不表明是女性自我主动的选择。反之，“秃头戈女”的“秃头”既不是自然脱发，也不是时尚，而是发自女性主体有意识反叛行为。从社会文化心理学层面讲，只要“秃头”一天还没有成为女性的自由选择，它就具有文化批评的意义。“秃头”行为不是一时感性冲动，它绝对具有吴先生所期待的“具体社会学”内容：颠覆“头发长，见识短的”，长发“端庄贤良”的世俗偏见。中国文化中惩罚犯人的“秃头”(光头)手段，在今天这个一见面就直接称对方为“美女”的贫乏汉语语境中难道不具备批判女性传统头发审美的男权文化的意义？！
“ …因为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已经变了 ” 吴先生文章开始非常肯定地指出，接着补充道“即传统的女性头发审美虽然还在男权文化的规定中，而“女性秃头”又成了男权文化的时尚新规定”。只要“秃女”还存在“男权文化”中，逻辑推理得出的结论就是社会文化语境没有改变。A = C A1 ﹦C A1= A
应该承认 ，当下的中国确实出现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新鲜事物，比如《非诚勿扰》电视征婚节目等等光怪离陆的后现代风景。而这些时尚的节目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女性本身客体地位。“宁可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时髦新节目是传统封建文化的升级版。
笔者希望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今天中国社会语境如吴先生所说的那样真变了，那么这个社会既不需要 “秃头”，更不需要“戈女”。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中国今天的社会文化语境表面上有些松动，但是实质绝对没有改变。在策划“秃头戈女”之前，笔者也天真地以为中国女性被动、受压迫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是历史、过去式。然而走近中国，透过热闹时尚的表面，才感到当下中国社会的畸形与荒诞。“秃头戈女”因此才借用法国三十年代荒诞剧作家尤里斯库著名话剧《秃头歌女》之谐音，隐喻中国当下各种状态同时并存的多元社会，以及由荒诞而无序的新型社会结构导致的女性复杂而尴尬的生存现状。以“戈”代“歌”，暗示在中国刚刚起步的女性主义艺术，尚需艺术家用操戈动武来替代歌舞升平。艺术家们在貌似荒诞不经的表面形式下，肩负的却是甘当马前卒一般勇敢的历史性重任，并以艺术来改变现实，使之成为现实。
至于吴先生所谓的“女性穿裙子、穿高跟鞋和‘〞女穿男装’是两种男权文化的规定也是“笼统模糊的简单立论”。社会审美标准之所以主要还是由男性制定，那是因为女性缺乏争夺话语权的“秃头戈女”意识。以当代艺术为例，如果参与者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女性，那么整个艺术的游戏规则就会随之改变，变成由女性制定规则。纵观国际社会，六∕七十年代西方女权运动取得巨大的成就，在二十一世纪初已经开花结果。以男权坚实堡垒著称的德国美术馆已经开始出现权力转向女性的现象。法兰克福现代美术馆MMK及杜塞尔多夫 K20等重要的美术馆目前现任馆长都是女性。与中国两会几乎清一色男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政府内阁，女部长比例高达50%。中国文化表层出现了新潮“超女”、“美女”，而这些现代时尚女不少内心深处却仍然保留封建落后的卖身心态。试问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多少女性？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上有多少女省长，女书记、女总理？ 难道这不是“问题社会学”，而是戈女们的臆想？！
“女性性器的简单化暴露在今天也很难做出好的女权主义作品，因为当女性性器在今天社会生活和艺术中成为习以为常… ”。吴先生简单笼统的说性器在今天社会生活和艺术中成为习以为常是没有意义的，应该举例说明何时何地哪位艺术家已经使用过这种艺术语言，因而现在再重复使用这种艺术符号已经过时。的确，在西方经历过 手持冲锋枪、暴露阴部的出口(Valie Export )，卡洛琳·史尼曼(Carolee Schneemann)的《内部卷轴》，暴露性器的确不再是一件惊人的事，但在中国，这种在吴先生眼中“过时”而“简单化暴露”却仍然可以挑衅社会常规，产生文化批判意义。以李心沫这次参展作品“阴道的记忆”为例：这件所谓“过时”而“常规化”的2008年产生的女性主义艺术作品却在偌大的中国找不到地方展出，四年里“秃头戈女”展是唯一为此作品提供展出的平台。
“秃头戈女”另一个流产的行为艺术更是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例子。艺术家蓝镜原拟做一个叫《中国苹果》的行为艺术。此行为原本要颠覆亚当夏娃性别角色，艺术家让自己丈夫代面具裸体摘苹果。这个蓝镜精心策划的行为艺术从一开始就受到798有关部门的关注、追踪以及恐吓。最后，为了不被查封临时改成了不伤大雅的“戈女秃头”行为。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而吴先生却无视社会现实，玩酷地以男权沙文主义的姿态坚持说暴露性器在“今天社会生活和艺术中成为习以为常”的事，“ 秃头戈女”的诉求不是所谓的“问题社会学”。很难想象一个真正关心“问题社会学”的人会不关心女性问题。一个没有女权的社会，也一定是一个没有人权的社会。笔者实在不知吴先生生活在那个国度？如果是中国的话，那么作者对中国现实的感知不是非常局限，就是痴人说梦。
二．新男权沙文主义思维定式
新男权沙文主义一改过去的保守面孔，华丽转身而以前卫自居，并反唇相讥地指责秃头女性主义过时，不再先锋。没有变的是，新男权沙文主义仍然居高临下地指责女性道德来消解女性主义意义。“女性身体暴露在解放女性身体的同时，又使女性身体陷入了新的男权文化陷阱 — 女性身体丧失有尊严的审美而更进一步公开化地成为男性的欲望对象”。这段听起来似乎有道理的文字实际上完全不成立，是彻头彻尾的封建思想的现代版。众所周知，在德国的桑拿是裸体男女混合，夏天各大公园也是裸体太阳浴和FKK，而几乎没有德国人会大惊小怪得觉得裸体和色情有任何关系。女性身体的暴露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它是否主体行为与主体愿望的选择。
吴先生对李心沫《月经画》的质疑是新男权沙文主义思维定式的充分表现。的确“月经是女性的一种正常生理过程”。在经血问题上，吴先生却似乎忘了经血与艺术符号的关系，以及自己极力鼓吹的所谓的“问题社会学”。经血是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它不只是“女性的一种正常生理过程”，同时也是父系社会对女性压迫的起源。众所周知，对于一个女性月经的开始也就意味着生育期的开始，而女性在月经期和孕期生理和心理上都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这个时期，不能做重体力的工作，需要休息和保护，这成为女性弱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许多工作都是拒绝女性的。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下贱”，“不干净”的妖魔化大都与经血有关。很多男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也建立在不用担负生育负担之上。在现代社会，经血、生育仍然是职场杀手：它使女性无法和“没有牵挂”的男人竞争而成为社会弱势。而吴先生却说“ …男性还有射精疼痛呢，是不是由此可说男性伟大呢？”，好像一点都不在乎经血逻辑延伸的“问题社会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人类的再生产由商品再生产与人的再生产两大部分组成。女性生育因此是生产力的一部分，而这种生产力却不被资本主义的父权社会所重视。女性因生育而在家从事劳动，不能换取金钱，被资本主义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家务劳动虽然不能生产交换价值，却有使用价值，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共谋贬低女性的劳动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首先提出“家务劳动”的概念，把家务劳动纳入社会市场，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这正是经血社会学意义的延伸。如果说吴先生“看不到李心沫到底在女性月经事情上发现了什么新的普遍文化问题”，不是受到习惯性男权视野的局限，就是个人冷漠无感。最后作者还是摘下“中立客观”的面具称“月经血视觉感受下的女性沙文主义的艺术瞎联想”。
大谈当代艺术方法论的吴先生，在质疑肖鲁作品《恶之花》时却拿不出任何方法，只是一味强调作品的过时，来显示自己的“先锋”。作者不从波德莱尔的审美批判的哲学的角度来看“恶”与“花”的关系，以及用“恶”来表现对“美”与“真”的追求、用瞬间来表达永恒。好在作者最后还是意识到“波特莱尔之‘恶’具有时代‘病’的针对性，正是这种针对性揭示了时代的真，彰显了更高境界的善”。希望作者还没有弱智到让艺术家把自己艺术语言全部用文字写在墙上的地步吧！由于受到新男权沙文主义视野的局限吴先生好像很难意识到肖鲁作品这个层次上的隐喻。对歌舞升平现实的批判作者着笔非常少，对女性痛苦的表达却非常敏感与反感。难道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真的已经走过了头，应该矫枉过正？
既然一切已经“过时”，吴先生却不向读者略微展示什么样的女性主义表达方式在中国还没有“过时”，仍然先锋？
不错，“今天的中国社会一个传统、现代、后现代、当代文化并存的时代，女性问题（男权问题）同样是各种文化形态并存”，但它并不说明“ …(女性)不再表现为社会整体化和系统化、而是局部化和零碎化”。应该说它的主流是封建的保守势力，仍然是封建国家资本主义荒诞的父权体系。
正因为女性问题非常复杂，“秃头戈女”作为女性主义艺术理念才能使女性主义艺术有新的突破。“戈女”争取平权，是前女性主义，“秃头”反叛角色、超越性别，是后女性主义。“秃头”加“戈女”正好是中国荒诞杂芜的社会女性主义最好良策：颠覆传统性别定义，宣扬“秃头”之角色反叛，彰显“戈女”之斗士意志。 摒弃村落文化意识，穿越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开启跨性别时代。
注： 此文发表于2012年5月3日《艺术国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