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博伊斯
—“社会雕塑”与“理性利己”的博弈
庸现
序
近几年，曾经被冷落的博伊斯在欧洲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刚出版的新《约瑟夫•博伊斯》传记把这个热门话题又推向高潮。
汉斯• 彼得• 瑞格尔（H.P.Riegel）撰写的传记削减了博伊斯一度被神化了的圣人色彩，用冷静的语气力图客观地重现艺术家的一生。此书一上市就大范围地聚焦了艺术界内和界外人士的关注，除各大报刊杂志纷纷发表评论之外，许多普通读者和网友也兴致极高地参与了这场热议。无论这场热议的立场是对博伊斯本人的肯定、否定，还是质疑、重审，其现实结果是，被束之高阁多年的博伊斯艺术理念，又重新进入了文化界和普通市民的视野。
此次引发对博伊斯艺术价值重新评判的讨论不是偶然的，就像五、六十年代博伊斯艺术声名鹊起，到七、八十年代誉达鼎盛，再到九十年代又趋于沉寂一样，都不能被认知为个体的偶发事件。博伊斯，这个彻底地把艺术家从手艺人的角色演变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身份的人物，他的被神化、被冷落和重新被关注，整个过程都是时经社会状态的投影和反射。在全球化和信息资本主义并驾统控世界的今天，分析博伊斯社会雕塑理念与以往各时代, 尤其是与现今数据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关系，不是对艺术史简单的复习， 而是在发掘这一理念在当下现实中的人文意义。
社会雕塑的温暖疗法
德国社会在经历了60年代“经济奇迹”后，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与美国“反越战”相呼应，开始对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以及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1968年“Flower Power” 的嬉皮运动和摇滚乐揭开了西方左派社会浪漫主义时代的序幕。
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不是横空出世、一时的创造发明，而是德国二战后反思纳粹精英文化，在废墟上重建精神家园的内在需要，以及70年代用波普行为艺术、身体艺术、 观念艺术来打破精英艺术，让“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结果。 无论他早期的素描、脂肪、毛毡装置，还是后来的行为艺术，以及对文化政治领域的关注，都是围绕艺术和生活一体化这个核心命题 。
“社会雕塑”最初来源于“雕塑理论”，受到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战争经历是引起博伊斯对社会雕塑思考的开始。他使用脂肪和毛毡作为创作原材料的最初灵感，是来自他战争中的生命体念。在博伊斯自己讲述的故事中， 韃䞡人在德军空袭失事后营救了他，并用脂肪为他养伤， 用毛毡給他包裹身。使他在温暖中得到新的生命。脂肪作为温暖，毛毡作为绝缘材料，成为他60年代“雕塑理念”的艺术实践象征。
二、博伊斯艺术创作受到鲁道夫·思泰因人智学思想的直接影响。对浪漫主义自然哲学、人类学和神秘学潜在力量的兴趣，极大地挑战了他的逻辑理性思考。思泰因1923年《关于蜂蜜》的报告，详细讲述了蜂蜜“社会化合作”的工作方式，给博伊斯带来了创作灵感。他继承和发展了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自然崇拜，在艺术创作中大量运用动物符号，如“蜂蜜王国”作为他对越来越复杂、令人难以掌握的科学的一种反动模式。蜜蜂、蜂王及流动的蜂蜜等，都是博依斯用来说明和解释事物之间最基本关系的比喻。希望用它们来说明混乱和秩序、理性和直觉、暖和冷之间的关系。
三、早期素描对于博伊斯来说是语言的扩展。他认为，雕塑理论就是素描时期形成的，并相信素描不但可以作为象征意义来理解，同时也是一种具体描述语言。素描是记录和表达自己思想的重要工具。博伊斯的素描创作，包括所有画在纸上的各种图案。《给疯人院神秘人的神秘画簿》一共456张素描图案。他在这些素描图纸上，用图案记录了自己全部的艺术思想活动。整个画簿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所谓的具像画，有时是人物，有时是动物，有时是风景画，基本上是传统意义上的素描。而另一部分，则完全是漫不经心的草稿图及一些难以确定的象征图案。对博伊斯表达习惯不熟悉的者，很难把握它要表达的内涵：图表、记号、心理图表、炼金方单、以及假想不存在的地名和地图等等，来表达思维过程、结构、功能。另外还有对其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的解释说明书。而所有的这一切，对博伊斯来说是互相影响、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博伊斯的“雕塑”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艺术品材料的运用和创新。他常常选择垃圾或剩品作为材料，比如脂肪和毛毡。60年代初，博伊斯受到受美国激浪艺术家Allan Karow 的启发，首次展出“温暖”的脂肪和第一批毛毡作品。这些材料的运用引起艺术界和社会的巨大争议。博伊斯用脂肪作为艺术作品材料，并不是为了“挑衅”观众而“挑衅”，而是要表达“客观正确的艺术语境”，即“雕塑理论”。他认为，当观众对使用脂肪作为艺术品材料不能理解时，就会开始思考并提出疑问。他对观众提出的要求，不过想启发大家思考问题。如果人们只是关心材料的色彩和形式，而不去关心它的物质质量的话，那就不会理解和领悟脂肪（“脂肪凳子”1964）、毛毡（“毛毡西装”1970年）的“温暖原则”。博伊斯希望通过物质材料表达对“共同生命体”和人“孤立无援”处境的关注。物质材料本身对于博伊斯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其背后隐藏的“雕塑”概念，以及物质材料作为语言符号和语言外延形成的概念。语言在这里已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语言，而是它的扩展。
“社会雕塑”则是在“雕塑理论”从主观创意向客观社会的转化。“雕塑”不仅仅是针对艺术家，也是针对所有以开拓创意来实现自身价值的社会人。“雕塑”这里已经不再专指造型艺术，而是转义到整个生活本身，乃至全社会。“社会雕塑”的宗旨，是要恢复人失去的本性，平衡理智与感情、思辩与直觉之间的关系。人应该从狭隘僵硬的思想中解放出来，积极投身于创建充满人性、充满“ 热电”的社会事业之中，把整个社会作为宏大艺术的“社会雕塑”品来创造，人人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因此，“ 人人都是艺术家”。博伊斯曾说：像做雕塑一样来塑造社会，是我的、也是艺术的责任。[1]
“社会雕塑”作为社会治疗，减弱艺术的美学性，提高其社会思想性，是博伊斯制定的艺术新规则，也是他艺术创作的原动力。一般的艺术批评分析一个艺术作品的社会性，往往是以它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比如探讨家庭、性别、阶级等因素在作品中的反映，来进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与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相比，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批评流于表面，仍然停留在把艺术品作为社会生活的再现或者是对不公正社会申诉的层面。博伊斯的社会批评则是全新的升级版：他不仅要反映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并且一开始就试图改变这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般意义的艺术批评只具有 “局部社会性”，而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则是“彻底社会”。博伊斯不用传统的视角去批判社会，而是以实现“雕塑原理”来改变生活环境，把本来充满活力的“混沌”改变成为“秩序”。其方法是，以“雕塑”作为扩展和延伸个人意识的过程，并把视野引向社会正义，即用“温暖疗法”作为社会治疗，并在将来过渡到“温暖雕塑”，最终克服现代社会给人性带来的异化。博伊斯的这些艺术作品和艺术理念，正中地触及了当时的时代脉搏，成为战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重新建设的一部分精神储备。
浪漫主义的终结
博伊斯去世于1986年，正值冷战结束的前夕。冷战后全球政治格局重新划分。苏联的解体意味着“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资本主义作为正确价值观的全面胜利。
现代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作为资本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观，来源于美国数学家约翰·纳什的数理逻辑推理。纳什发现的“均衡原理”，用数理逻辑的方式证明生活的游戏应该是不相信对手，每个人绝对“利己”，同时“理性”。这个理论也被称为“不合作”（non-cooperative）游戏规则。其核心是：对手之间不沟通，互不信任，但双方又不想出现两败俱伤的局面，因此必须理性准确地预测对手的战略决策。“利己”和“理性换位思考”是此游戏的基本前提。每一位对手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和对手的“利己”思维模式，冷静清醒地考虑对手的战略，从而达到双方的某种平衡。纳什1950年和1951年发表的《 n人博弈中的均衡点》和《非合作博弈》，两篇文章确定了“纳什均衡”学说。此数学原理被用于经济学，后来逐渐演变为经济学的“博弈论”：”在经济生活中“人是理性的，个体会在有限条件下最大化自身利益；在交往合作中，人与人之间会有冲突，并且行为互相影响，而且所获的信息不均等。博弈论研究如何使得人们在市场经济中，自愿做出大家都遵守和实施的有效制度安排，以增进社会的福利机制。”[2]纳什的论文奠定了当代经济学“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础，并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最初作为纯粹数学思维模式的纳什理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被运用到军事上。冷战时期“不合作均衡”数学公式运用得相当成功。美苏双方都认为不需再造原子弹，但双方都不相信对方会在裁军协议上签字，并同时假设对方在欺骗另一方，制造更多的原子弹来取得话语权。当时双方智囊团的战略专家们，都高效地采用了“相互威慑”和“大规模报复”的原理，并作为超级大国的谈判策略。
苏联在冷战中有许多令人发指的表现，却由于运用纳什游戏理论而成功地阻止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和原子弹战争的爆发。这个本来局限于军事的游戏理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逐渐成为解决一切人与人之间问题的灵丹妙药。Sylvia Nasar在纳什传记《美丽的心灵》中写道： 纳什的粉丝们非常兴奋，终于找到了一种可以量化并解决一切复杂纷繁问题的系统数学思维模式。换句话来说，可以摆脱感情冲动，打破社会成规和各种固有的偏见，一切都可以用事实和证据来说明问题。[3]
纳什获得诺贝尔奖后，建立在著名纳什不合作均衡数学公式基础上的经济学“博弈论”，被公认为是最深刻理解经济行为和社会问题、最合理、最成功的“利己”之说。博弈论的核心是“理性利己”，即强调用互惠策略（一报还一报），促进参与各方之间的积极配合，形成基于个体理性（利己动机）的集体理性平衡（利他行为），最后达到社会的道德共识。简单说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我对你好，是为了你能继续对我好；我对你不好，不是互相损害，而是要将对方重新拉回合作的轨道。实现此目的机制，是对恶劣行为的惩罚，迫使行事者合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里根和撒切儿夫人的主政美英，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和西方社会浪漫主义的彻底结束。商人艺术家达明•赫斯特、杰夫•昆斯等粉墨登场。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理念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显得苍白而幼稚，在文化领域也逐渐积累成与博伊斯初衷截然相反的局面——反权威者成了权威的代表；反精英反倒需要借助于精英的思考训练；“人人都是艺术家”不仅没有让普通人成为艺术家，反而让那些能成为著名艺术家的人看起来玄奥得象神秘世界里走出来的超人。所有这些都让商业化、娱乐化的九十年代主流文化感到逆反。 博伊斯的社会雕塑逐渐成为“那个时代的产物”，被尘封和冷落。
“理性利己”与“社会雕塑”的博弈
纳什以数学的方式感受世界。世界对他来说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理性利己”。而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对世界的感受也是一个简单的公式：“社会雕塑”。纳什游戏“利己”社会游戏规则和博伊斯的“社会雕塑”艺术理念正好形成了正负两级鲜明的对比。
随着信息高科技的发展，资本主义发展不断改善，形式不断升级。资本运作超越国家地区格局，开始进入全球一体化运时代。2000年开始，以华尔街为首的金融巨头开始垄断全球股票走向，“对冲基金”模式的金融格局开始出现。接着，互联网技术革命取得了重大突破。“谷歌”、“脸书”、“微博”、亚马逊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地球人的生活。
“……我们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头脑简单。自己却一点都没有察觉到。比如做什么、为什么做、乃至为什么爱等不可思议、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在信息的资本主义时代却已经有人为给我们准备好了答案。”[4]
艺术家博伊斯同样提出了一个解决一切复杂事务的具体方案，即“社会雕塑”。博伊斯的“社会雕塑”的前提是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中，存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物质（人）。要改变混乱无序的状态，必须输入人与人合作互利的“社会温暖”。为此他曾做过一个24小时的行为艺术：制作一个由一个铲和两个把组成的铁铲。当铲子作为工具时，它是一个“社会”物品：两个人必须合作团结才能使用它。铁铲这里成为人互利团结的象征。博伊斯甚至曾想用它来挖柏林墙，以表达东西德的和平互利。
博伊斯提倡的创意应该不是简单个体私人行为，而是具有社会性的行为。“人人都是艺术家”宗旨是整合个体创造力来联合塑造“社会”这个大的艺术品。“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自决力，是自我决定的人，主权是至高无上的。人人都是艺术家，不管他们是拾荒者，还是医生、护士、工程师、农民，在他们展示自决力的领域，他们就是艺术家。我并不是说在绘画这样的艺术领域，这一信条比在机械工程领域更适用。无论是谁，只要他能正确地工作，谨慎地发现他所属于的领域，就算他觉得自己是从属者，他也会在支配他的事物之中体会到自由正在向前发展。”[5]
博伊斯的“社会雕塑”遵循人的意识发展规律，极大地发挥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个体创造而扩展到全社会，并提出“艺术就是资本”(Kunst ＝ Kapital)：“真正的目标是把金钱从流通中剔除出去。人的创造力才是真正的资本。反之，政党、政治观念都是胡扯。我们需要把社会转变为一件艺术作品。现代艺术已死，后现代并不存在。人智学艺术的时代该到了。这是克服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6]
博伊斯希望，无论是企业或机构都按照“社会雕塑”原理寻找共同点，积极交流思想来改变对立的状态。“艺术就是资本”意味着，艺术的产生是一个不可重复的过程。从产生灵感的瞬间，到作品的完成，就像生产过程一样。一个完整的艺术品，不仅可以让观众体会到艺术家的初衷，并且还能生动鲜活地感受到它。博伊斯相信：只要人愿意让创意变成行动的主要成功因素，就会改变态度而找到发展与创造的可能。
金融危机后的文化反思
均衡游戏规则从产生到如今短短几十年里，先被运用在军事上，时下广泛用于民间，特别是用于以华尔街为首的银行金融业。在如今的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纳什不合作平衡原理被用来预测一切事务。比如用在拍卖、股票交易所。冷战时期从事国防战略的数学和物理学家，如今成了华尔街和伦敦股市的中枢神经。纳什理论的鼓吹手 Varian 是当今“谷歌”的首席经济学家。谷歌广告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就直接使用了纳什游戏理论原理。过去使用于冷战中的各种控制对方的游戏策略，现在用来预测个体“利己”行为。如果说“理性利己”用在谷歌广告还显得聪明机智的话，那么这个思维模式用在预测股市行情、互联网和数据库上，就使这个社会变得缺乏信任而充满危机。
纳什数学思维模式近年来成为放之四海的真理的同时， 也成为了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陷阱”，《 法兰克福汇报》资深记者弗兰克·歇马合(Frank Schirrmacher)指出：“这个‘陷阱’，如捕猎者在森林里设陷阱来伪装自己一样。他们用树叶和泥土隐藏铁具，把陷阱装扮成大自然，让人造成错觉而察觉不到。信息资本主义时代的游戏理论可怕之处，不是它描述了人的利己想法或行为，而是它已经开始强迫人必须“利己”而采取行动。信息强权让游戏参与者必须“理性利己”，“利己”此时已经不再是自觉自愿的事情。[7]事实上，当利己不再是自觉自愿的事，而成为生存必需的原则时，是否还能坚持“理性”的前提就变得非常可疑。
2008年美国房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规模金融危机和2011开始的欧债危机说明，用“不合作平衡原理”能预测一切的神话遭遇到自然的解构，完全理性利己的资本主义在客观上也不得不面临对其本质的质疑。2011年欧债危机开始时，正是博伊斯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纪念，也是金融危机爆发尚未恢复的三年之际。欧美国家纷纷举办大型的博伊斯回顾展，展览规模之大和影响范围之宽，完全反证了“博伊斯已经属于档案馆和博物馆了”的结论，各界对博伊斯本人及其作品的争议热烈程度不减当年。人们似乎已经意识到了：在那个所谓“找到了一种可以量化并解决一切复杂纷繁问题的系统数学思维模式”的神话被毁灭之后，在文化领域中寻找到与之制约和平衡的理想和观念，已经是势在必行。
结束语
经济高速发展的今日中国社会也不例外地加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游戏活动。纳什的“利己”游戏规则不仅在中国开始流行和蔓延，而且它的表现形式正在朝向纳什最不愿意见到的趋势发展：“利己”而不“理性”。从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攫取经济利益的群体社会行为，到例如由毒牛奶、地沟油等事件导致的个体信任危机，“利己”而不理性的不合作游戏已经陷入愈演愈烈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语境下，探讨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思想理念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信息资本主义的“理性利己”原则和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势必在中国还要继续博弈下去。
2013.06.25
此文发表于《画刊》2013年11期和中央美院2013年9月出版的《社会雕塑－ 博伊斯在中国》文集
[1] Hiltrud Oman: 《 通向社会的艺术：约瑟夫•博伊斯》 Die Kunst auf dem Weg zum Leben: Joseph Beuys, Quadriga Verlag 出版社， 1988年 柏林(Berlin)， 扉页。
[2] 参考《科技日报》：《纳什考什么获得诺贝尔奖？》 作者： 里影， 曹雨薇。
[3] Sylvia Nasar: 《天才与疯子 Genie und Wahnsinn》， 157页。
[4] Frank Schirrmacher: 《利己－ 生活的游戏 Ego – das Spiel des Lebens》， 前言第九页， 2013年2月Blessing 出版社
[5] 《明镜》周刊访谈， 1984年6月4日版。
[6]同上
[7] Frank Schirrmacher: 《利己－ 生活的游戏 Ego – das Spiel des Lebens》， 前言第九页。 2013年2月Blessing 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