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秃头”
-与吴味谈瞎联想与“秃头戈女”艺术符号
庸现
吴味先生的《先锋女性主义不是瞎联想——回庸现》一文似乎吸取上篇文章用的“笼统简单”的方法论的教训, 在网上搜寻了一些上文本来就应该提供的时尚名人来证明“秃头”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时髦”。
一. 瞎联想与艺术符号
首先，吴先生在文章里特别批评李心沫的《阴道的记忆》过时、“简单化暴露”， 整个是“模糊笼统的”瞎联想“ ， 是“弱智的笼统的图解式作品”，因为“性暴力不再是一个整体化的问题， 它只是在某些地区、某些人群、某些条件中才存在”。事实真的如此吗？
2007年关于中国的人权报告是这样记述中国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性暴力的：
“…中国有旨在保护妇女、儿童、残疾人和少数民族的法律。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由民族、性别和残疾所引起的歧视。
妇女
强奸属非法行为,一些被判强奸罪成立的人遭到处决。法律并未明确承认或排除婚内强奸。2006年，警方共接到32352起强奸案报案。针对妇女的暴力仍然是个严重问题。中国没有把家庭暴力定为犯罪的国家法律，但《婚姻法》规定发生家庭暴力时可以进行调解和行政处罚。
2005年8月，全国人大修改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其中专门规定了禁止家庭暴力，但批评人士抱怨这一规定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家庭暴力。30多个省、市或地方行政区域通过了专门针对家庭暴力的法律。2006和2007年，包括陕西、 广东、 甘肃和浙江在内的多个省份通过法律，要求警方对家庭暴力报案立即做出反应，否则将面临惩罚。根据全国妇联2005年的调查，在总共2亿7000万个家庭中，有30%存在过家庭暴力，有16%的丈夫殴打过妻子。全国妇联报告每年收到30万封有关家庭问题的投诉信，其中绝大部分与家庭暴力有关。由于大部份虐待配偶的事件没有报告，因此实际数字相信还会更高。专家指出，农村地区的家庭虐待状况比城市地区更严重。全国妇联的一项研究还发现，在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农村妇中只有7%曾向警察求助。随着对家庭暴力问题认识的提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设施。大多数庇护所是由政府建立的，但非政府组织也参与了一些庇护所的筹建。… (更多的吴先生可以自己到网上查) ” (1 )。不知吴先生在这样社会语境中如何得出性暴力不是整体化的结论？
其次， 吴味文中批评李心沫艺术符号“毫无特定性，是笼统解图式的方式，一点没有超越性”。 让我们来看看吴味本人的作品是如何解表达特定化、具体化和超越性的呢？用毛笔在女性身上抚摸式的书写。不知作品中运用毛笔、女裸体两种符号那一种“高深的艺术符号？按照吴味的思路我们的解读是不管是裸体还是毛笔都已经是过时了的符号，因为有许多艺术家已经做过了，比如张强早已有过类似的作品。对与吴味来说李心沫用性器就是“简单化暴露”，而自己使用的在大众传媒中已经习以为常的女性的身体就是新颖独特？再做不出好的艺术作品，并且用毛笔在女人身上抚摸，让人产生无限意淫联想，在这个作品中让我们看到一种玄学式的混沌思想在作祟，看不见毛笔和人体之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文化的指涉性到底是什么，具体的问题情境的针对性在哪里？看图说话似的解读使人对吴先生本人是如何“不简单”地挑衅社会常规的作品产生兴趣。
以吴先生作品系列” 红旗”为例：1叼着红旗在地上趴2扮演成古人学穿越躬身3跪拜国旗锤子打锤子。(请参阅李心沫博文《“秃头戈女”与问题主义》分析)。红旗、文革作为艺术符号在八十年代就早已经过时，被用烂，不但已经不再具备批评精神，甚至缺乏娱乐性。叼着红旗就不是“简单笼统的瞎联想，而是具有特定化、具体化和超越的文化意义？红旗这个众所周知的最“不简单化”的符号意味着最深刻的批评？
吴味的《〈秃头戈女〉的女性过去式》分析缺乏对“秃头”作为艺术符号意义的解读，而是肤浅表面地采用看图说话和“瞎联想”的方法，没有读懂“秃头”更深层的含义。正如蓝镜写道：“命名为“秃头戈女”的展览，原本和“秃头”并没有字面上的直接关系。(…)借用法国三十年代荒诞剧作家尤里斯库著名话剧《秃头歌女》之谐音，隐喻中国当下各种状态同时并存的多元社会，以及由荒诞而无序的新型社会结构导致的女性复杂而尴尬的生存现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本来是用以讽喻社会现状的抽象形容词竟然在展览开幕的一瞬间后变成了一个具象形式。” (1)
对于“秃头戈女”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秃头”，而是秃头符号背后的抽象意义。
二. . 建立“戈女”主体意识
吴先生处于什么动机坚决否认“精血”作为最重要的女性特征代表女性符号与社会的特定关系。而事实上“精血画”并不是吴先生所说的简单女性生理主义和女性身份主义，而是作为特定的女性艺术符号，它的真正意义是要建立女性的“血的” 主体意识，即“戈女” 意识。
世界格局下的当下，西方虽然经历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就整体而言，这个世界仍然还是一个以男人掌握政治、经济、文化的男权社会。换句话说，话语权仍然掌握在男人手中。
中国女性千年来一直受到“政权、族权、父权、神权” 的四大束缚，而长期失语。武侠小说中的古代女英雄们，即使是有飞梁走壁的天大的本事，在族长面前却必要表示女性的谦卑与贤良的妇德。
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有别于西方的近代女权运动，“由于中国的大一统并不存在个体，也不适合于产生对立的概念。所以(近代)中国的女性解放并不是从男性中解放，而是从民族中解放”(3)。它不是出于女性自己个体对性别压迫反抗意识的结果，而是被革命和民族更高的利益淹没，并把自己的利益和民族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形成由上而下的“被解放“ 的运动。五四时期，中国女性第一意识到自己是“奴隶的奴隶”，开始了现代的自我启蒙和第一次作为女性主体追求。通过女性的自觉与努力。就业权、受教育等现代女性平权诉求在民国时期虽然得到部分实现，但财产继承权，参政权领域却滞后不前。
共和国早期，刚刚起步的女性自我意识很快被阶级差异和阶级斗争所淹没。于是，中国女性放弃自己作为独立人出场的机会，勇敢地挑起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重担。一时间出现了李铁梅、阿庆嫂、红色娘子军等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共产酷儿”女性形象。这些文艺形象虽然反叛“美丽贤良”的良家妇女的传统美德，却个个都是没有自我、没有个性的中性革命机器。在马列意识形态下，中国女性为了革命放弃女性独立解放的声音，和男性联手共谋无产阶级解放人类的理想。由于时空的错位，这种从上而下的解放让西方激进左派震惊。样板戏女英雄作为”共产酷儿”在西方人心目中成了反传统的摇滚乐女歌手，是女性解放的急先锋，是全球女性解放的楷模。
改革开放前，由于具体的政治文化的语境特殊性，中国女性的解放和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相重叠，妇女解放运动并没有质疑自己是谁这个人类根本的问题诉求，而达到自身内在转换，形成反对父权的自我独立意识。八十年代开始，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出现了文学艺术形式的反叛声音。这种另类的声音挑战中国人思维惯性和道德底线，开启了有别于民族解放、阶级斗争的独立女性问题讨论。随着自由经济和大众媒体的传播，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女性自信心。但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深化，刚刚建立起来的女性自信受到消费主义市场的极大挑战。资本主义市场和大众媒体的开始使中国女性解放两级分化，的确如吴味所说，“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现代、后现代、当代文化并存的时代，女性问题（男权问题）同样是各种文化形态并存”。城市知识女性逐渐形成了自信的艺术家、企业家、作家、记者及城市白领阶层。与此同时，资本整合形成金钱代替意识形态权利，使过去民国和毛泽东时代鄙视的封建意识死灰复燃，不少女性自愿或被迫又回到了传统的家庭角色，自愿接受人生依附角色，有人甚至成为附属品。意识形态之后的中国女性意识变得更加杂芜而荒诞。
最荒诞的是，有不少时尚的现代女性，包括女性知识分子否认自己女性主体性，不敢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立场，甚至妖魔女权。著名的公众人物M女被誉为中国性解放的先驱。在性关系中，她不再像传统女性把自己当牺牲品和受害者，而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大胆挑战了传统的男女关系模式和道德，瓦解了男权社会中男人“征服”女人的优越感，颠覆了女人在两性关系中被动、物化和从属的地位。而正是这样的一位“现代”女性，宁愿忍受被社会骂成破鞋、垃圾的侮辱，却极力否认自我行为是挑战男权体现的女性主义主体意识。
纵观一百年多年中国女性解放及女权运动，无论是民国的天足、女学，还是毛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飒爽英姿的红卫兵酷女都未从根本上动摇结构父权社会结构，建立多维度的女性自我主体意识及独立女性话语。
“秃头女性艺术”通过自我反思这把利剑，尝试在后集权的中国当下社会语境中，建立中国“ 戈女” 主体意识。只有女性主体意识，才能使中国女性在多元化、多选择的后现代社会作为人真正出场。
三．重要的不是‘秃头’
由“秃头”引伸出的“秃头女性主义”艺术是中国女性艺术创作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新鲜元素。这里“秃头”作为具有表象形式的独立艺术符号是後女性主义角色反叛的具体载体，它颠覆社会性别(Gender)，表现的是多元差异主题意识。在女性主义的讨论中，任何关于“女性”的定义的描述都带有性别歧视之嫌疑。唯一可以涵盖和超越性别的是方法是保持“差异” — 多维度的差异，其中包括对自然性别的重新选择的角色反叛自由，所谓的酷儿性别论。套用栗宪庭的《重要的不是艺术》，重要的不是“秃头”，而是“它能(在中国)突破文化意识形态的限制去解开偏见和发现不足， 不仅在关于女性艺术家这个问题上，而且在这整个学科的关键性的批评问题的确切表述上” (2 )。“秃头”艺术讨论的既不是大众消费文化的“时尚”，也不仅仅是一个边缘性的女性亚课题， 而是唤醒社会尊重差异， 尊重个体人与人之间的生命状态的多样性及主体选择最基本的讨论。“秃头”，可以是男是女，也可以非男非女。无论是男还是女， 是本体还是他者，都存在“差异”，而这种多元化的差异使自然性别本身变得不重要。吴味对《秃头戈女》陈旧女性主义的“艺术观、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批评完全是没有具体化、专题化的个人主观臆想。“秃头戈女”高度理性设计在于通过“秃头”作为艺术符合表达“差异，以此达到整个社会意识理念的更新。“秃头”作为形式是女性寻求自我个体解放与反思的外化过程，它既与吴先生所指责的‘死扛到底’的“展览自我保护主义”无关，更不是看图说话式的简单化“混沌瞎联想。“。而把这种打破社会常规，解构男权文化和女权文化，消除男女界限，建立人与人之间，包括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真正差异性的平等观的通过个人的独立行为解释为陈旧观念和方法论的禁锢也是吴先生天才的发明创造。
“秃头戈女”艺术 “根据内在的问题关系”，立足于对中国当下女性主流现实状况，把女权纳入人权，争取男女平权，创造了所谓“前女性主义”“戈女”这个艺术理念。同时，在二十一世纪作为世界格局下， “秃头戈女” 引入“秃头”角色反叛的“後”女性主义元素作为艺术符号来召唤中国女性主义艺术原创以及女性批评新学科研究模式，重新定义中国女性艺术实验方向、诉求方法及走出自我危机与陷阱的可能。
注： 此文2012年3月发表于《艺术国际》
1.引自网络
2. 蓝镜：《秃头，从抽象到具象再抽象》，艺术国际博客，5月6日、
3. 琳达•诺克林《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1 页，李建群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罗丽：《女性主义艺术批评》， 66页，九州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