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心沫:一个中国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先锋艺术家
佟玉洁
李心沫:一个中国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先锋艺术家
佟玉洁
当消费主义的矫揉造作与矫情晦涩正在成为中国当代主流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流行话语,女艺术家李心沫以其作品中的文化质疑性的清醒,成为最具有先锋意义的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中国女艺术家李心沫有一组名为《阴道的记忆》的行为影像作品。作为女性生殖再造的文本,李心沫有自己的阐释。她说:
我用行为艺术的形式,把有关流产和生育时所用和类似的器具插入阴道,以传达流产和生育给女人留下的身体和精神的记忆。[1]
正像李心沫所说的行为不在行为的本身,而是在于行为的过程调动储存的身体记忆,把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转换为了忘却的纪念。作为女人的李心沫,曾经有过花季少女的早恋,接着就有了流产的经历;情感丰富的心沫心仪异性并且相信异性爱的真诚,接着就有了异性恋的果实,生了一个孩子。至今一人艰难的带着孩子生活。心沫所有的性经验的结果,都成了阴道疼痛的体验。然而更是精神疼痛的经验。把精神疼痛转换为视觉的图像,李心沫把记忆中疼痛的碎片连接起来,成为文化质疑的生命仪式。在李心沫行为影像作品中,真实的裸露着女性的阴部,和大量虚拟的具有杀伤力的性器具,形成了强烈的视觉悖论式的艺术图像令人不寒而栗。此时,由身体记忆出发的图像资源的重新整合,是一次精神疼痛之旅。比如象征阳具的左轮手枪、金属器械中的刀具、锣丝刀和一些根茎植物顶住了女性的阴道口,并留下了斑驳的血迹。这种男性性器的寓言象征的使用,显然是一种性伤害的某种言说物的替代品。与此同时,李心沫行为影像作品中的女性的阴部,还置放着医用的剪刀、输液器等道具,提示女性身体曾经有过关于流产或者生殖过程的性遭遇。按照李心沫的说法,通过图像放大了阴道的体验和阴道所受伤害。此时,作品元素尖锐的对立,似乎在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受到伤害的女人的特殊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女人的阴道的经历总是女性最敏感的受挫区域?阴道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的古典社会中阴道的属性有两个,一个是它的政治属性,一个是它的物质属性。作为阴道的政治属性来自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中的宇宙生成观的阴阳之道。《易·坤》中说,坤与乾相对成为两种卦象,分别对应的是地与天。坤为地,乾为天。坤为阴,乾为阳。[2]并由此派生出了阴道中的子之道、臣之道、妇之道[3]。代表阴性的臣、子、妇,分别对应他们的是代表阳性的君、父、夫。在中国古代,臣服从于君,子服从于父,妇服从于夫。臣子不敢对君说不,子不敢对父说不,妇不敢对夫说不。在阴阳等级关系中,处在被统治者的地位的臣之道、妇之道和子之道,就是中国古典社会的政治伦理中的阴道。这是阴道的政治属性。作为阴道的物质属性则指代来女性生殖器功能。然男权制中阴道文化的吊诡,是阴道的政治属性与物质属性形成的一个文化的共谋关系。使女性处在被动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上。
在阴道的政治属性与物质属性的合谋下的父权文化中,女性的阴道即是生殖之道,也是满足男性的性欲之道。西方的《圣经》中,夏娃经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作为一种惩罚,上帝告诫夏娃将面临着一生的生育之苦。在中国的古典社会里,女性作为生育的工具,嫁给天子的主要作用是生孩子。[4]女性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生育、养育孩子的工具。封建制度的家庭“休妻”有七条理由,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女性不生孩子。生殖成为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度的唯一的政治文化遗产。随着男女两性的分工,经济交往的发达,女性的身体也成为了一种商品,女性的生殖器不仅仅是生育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了满足男性性欲的工具。古典文学作品对女性阴道的文学性的描写,在满足男性性欲的同时,还要满足男性的审美的需求,如把阴道称为“花径”、“玉庭花”;强调男性的雄性气质的性威力,如文学性的词语有“直捣花心”。与中国古典文学不同的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对女性的阴道带有性别歧视性的丑陋描写比比皆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一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的个案,其中,美国小说家亨利·米勒的作品《北回归线》,说女性的阴部是一个“丑陋的切口”,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另人憎恶的阴沟”等等。利用小说文本对女性的阴部进行性攻击是一种发明。当它来自男性时,性别伤害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我们可以从女艺术家李心沫的作品《阴道的记忆》中可以看出,由作者本人所受到的性伤害演绎为行为摄影作品的图片,虽然被作者称为消失的艺术现场,但是作品的元素不仅有裸露的女性阴部,以及顶住阴道口的枪支、剪刀等暴力的器具,而且还有受到性伤害的血迹。
对于一个未婚或者是已婚的女性而言,女性阴道的血迹,有几种文化的解读。一种是作为女性性成熟的生理现象逢月一次的经血,或者是成为人妻的新婚之夜处女膜破裂流出的鲜血,或者是遭遇男性性暴力导致的阴道处女膜破裂的流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阴道记忆的疼痛同时也是精神记忆的疼痛。在中国古代处女作为贞洁的象征,特别是大户人家娶妻,新婚之夜新郎的重要任务是和处女性交后要“见红”。第二天早上,新郎要举起处女膜破裂后被鲜血染红了的手绢,称为“验红”,以证明娶来的女子是处女。中国古代把把与处女初次性交称为“开苞”、“破瓜”。这种带有攻击性和歧视性的性别压迫的话语,成为民间的流行语言。处女膜的破裂称为“落红”。如果新婚初夜不见红,除了毒打,就是送回娘家。李心沫的作品《新婚之夜》,把异性恋婚姻仪式的高潮中的男女交合,变成一种性别肢解与整合的诡谲。但是那种被男权社会认定的新婚之夜作为贞洁象征的处女“落红”,不在作品的视野中,而是让性征化的局部元素在真实与虚拟之间游走,并且制造了象征性与荒诞性的生命的融合。生产出一个怪异的生命体征虽然不乏性的元素,但是也成为了消解性别规范的一个武器。李心沫的作品《新婚之夜》不见男人女人,但是由性别符号建构的荒诞而性感的生命体征置于新婚之夜的洞房,不仅是对异性恋主义性契约中性爱伦理规范的一种反讽,同时也是对男女不平等的婚姻的历史与现状的质疑与批判。
始终保持文化质疑清醒的李心沫,社会维度的文化想象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立场,不仅来自自身性遭遇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来自来于对女性性侵害的社会现实的追问。李心沫有一个行为影像作品《新开河之死》,作品创作的动机来自于发生在中国天津的一所大学,一位大一的女学生,在遭遇了奸杀之后被抛入遭到工业污染后的新开河的水中。李心沫希望用自己的行为去凭吊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于是,一袭白裙的李心沫,一步一步涉入长满蓝藻并且散发着恶臭的新开河,直至沉入河底。心沫的行为具有双重隐喻。一是遭到奸杀的女大学生被抛尸到新开河,女性生命的死亡;一是遭到污染后的新开河长满了蓝藻散发的恶臭,绿色生态系统的死亡。双重的文化隐喻传达出的视觉信息是强烈的。也是震撼的。李心沫把《新开河之死》作品的行为方式变成一个更大范围关注的生命仪式。作品《一场告别仪式》,心沫身穿白裙躺在玻璃棺椁里,将采集来的北京、天津等地污染的河水,注入棺椁,直至恶臭的污水将自己掩埋。作为艺术行为的实施者的李心沫有一个切肤的痛心体会。她说:“我就像一尾濒死的鱼,我躺在被污染的,肮脏的水中,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那些观众观看着我的死亡的过程,就像许多中国人那样,他们可以路遇一个将死的人,却可以视而不见,有时心灵比寒冷的河水更冰冷。”李心沫个体行为也是一种文化公共生存的一种警示:即无论是个体的还是公共的文化伤害,不仅来自自身文化的亵渎,同时也来自于自身文化的麻木。至此,李心沫对生命关注的文化视野不断扩大,把个体生命纳入公共生命,乃至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然后再返回个体生命的追问。形成了一个具有先锋意义的生命系统的艺术图像生产机制。
对于任何有着生理体验的女性来说,有一种无奈,是女性逢月一次的经血。血的隐喻总是一种悲情的生命记录。女艺术家李心沫特殊性经历,使她对血的敏感超出了一般女性的感受。作品《阴道的记忆》里,每一个女性阴道的图像中,对应的金属利器上面都带有着血迹。如果说这种血迹带有他者性侵害的痕迹的话,那么,李心沫的作品《经血的自画像》,这个来自每月一次的经血为媒材的自画像,作为女性生殖再造的文本,则是心沫自然生命节律带来的疼痛的痕迹。经血作为女性生理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月一次的经血显示了起始轮回的生命节律。李心沫用经血来作画,应该说比起她的作品《阴道的记忆》,更凸显了性别政治的理念。首先,经血本身的使用就是女性身体特殊材料作为政治元素的彰显。特别是经血材质制造出来的自画像,形成的特殊视觉形态的斑驳血迹,成为一种视觉疼痛的肌理。对于作者来说,更是精神疼痛的肌理。这种“疼痛”不仅是针对自己的,也是针对所有观众(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它改变了关于“我”的美丽作为生命本体形象的自定义;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男权话语中对女性审美的标准。性别政治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颠覆男权话语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女性的主体话语机制,重新确立女性主体的社会地位。这里包括通过观念的使用和技术的运用,使艺术的媒材服务于作者的政治需要。中国水墨画专业出身的李心沫,对血的水质物理状态的把握十分到位。泼墨的技术让瞬间有可能干结的血液快速流淌,所到之处,或淋漓酣畅,气象氤氲;或干湿浓淡,自然天成。尽管经血自画像呈现出了视觉上血腥与暴力,但是心沫在技术上的成熟运用,淡化了观看者的不适感。心沫并不是因为喜欢血腥就制造血腥,喜欢暴力就制造暴力。李心沫的政治意图十分清楚,她用身体的血腥与暴力,抗议强加于女性性别身体的政治的不公平。或者用女性性别特征的生理现象提示,女性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受伤的政治符号。作为女性生殖文本再造的《经血自画像》,是拿自己的生命的鲜血祭献自己的灵魂。这种直面人生的血腥与疼痛的个体经验,转化为人类的集体经验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它指出女性生命的伟大是与她生命的疼痛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把这种生命的伟大与疼痛,看成是人类生命生产与创造的基础。
李心沫是中国少有的将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融为一身的艺术家。而李心沫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双重实践,也为她的艺术活动增加了思想的深度与广度。特别是在中国进入工业信息时代,消费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时,能够保持文化质疑的清醒,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人文的特质,并担当了一个具有先锋意义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角色,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幸运。这种幸运同时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女性艺术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正在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力量。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艺术文化质疑性的清醒就在于,当代艺术的文化干预性与政治介入性中文化角色的确立,离不开作为人性的思考。人性的问题涉及到性别问题,尽管性别问题只是思考人性问题的方式之一。而人性的问题逼就着我们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活动中,关注生活中不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艺术文化角色中的人性的出发点则显得十分的重要。文化角色决定了艺术的立场与态度。作为艺术创作中的文化角色与艺术视觉呈现出来的文化角色,双重的文化角色的悖论式的生长,就是当代艺术的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所谓双重的文化角色的悖论式,是指艺术家的文化角色在与艺术创作中的文化角色的互动中,针对角色社会身份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行质疑与批判。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锋艺术家李心沫,很好的把握住了作为一个社会纬度中文化想象中人性价值的尊重。
2011.07.26
[1] 李心沫的作品《阴道的记忆》的说明
[2] 《易经》:“坤:元,亨。”唐孔颖达疏:“坤是阴道,当以柔顺为贞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1页
[3] 《春秋繁露·基义》:“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61页
[4] 《礼记·曲礼》:“纳女子于天子曰:‘备百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52页
佟玉洁
当消费主义的矫揉造作与矫情晦涩正在成为中国当代主流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流行话语,女艺术家李心沫以其作品中的文化质疑性的清醒,成为最具有先锋意义的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女性艺术家之一。
中国女艺术家李心沫有一组名为《阴道的记忆》的行为影像作品。作为女性生殖再造的文本,李心沫有自己的阐释。她说:
我用行为艺术的形式,把有关流产和生育时所用和类似的器具插入阴道,以传达流产和生育给女人留下的身体和精神的记忆。[1]
正像李心沫所说的行为不在行为的本身,而是在于行为的过程调动储存的身体记忆,把一种刻骨铭心的疼痛转换为了忘却的纪念。作为女人的李心沫,曾经有过花季少女的早恋,接着就有了流产的经历;情感丰富的心沫心仪异性并且相信异性爱的真诚,接着就有了异性恋的果实,生了一个孩子。至今一人艰难的带着孩子生活。心沫所有的性经验的结果,都成了阴道疼痛的体验。然而更是精神疼痛的经验。把精神疼痛转换为视觉的图像,李心沫把记忆中疼痛的碎片连接起来,成为文化质疑的生命仪式。在李心沫行为影像作品中,真实的裸露着女性的阴部,和大量虚拟的具有杀伤力的性器具,形成了强烈的视觉悖论式的艺术图像令人不寒而栗。此时,由身体记忆出发的图像资源的重新整合,是一次精神疼痛之旅。比如象征阳具的左轮手枪、金属器械中的刀具、锣丝刀和一些根茎植物顶住了女性的阴道口,并留下了斑驳的血迹。这种男性性器的寓言象征的使用,显然是一种性伤害的某种言说物的替代品。与此同时,李心沫行为影像作品中的女性的阴部,还置放着医用的剪刀、输液器等道具,提示女性身体曾经有过关于流产或者生殖过程的性遭遇。按照李心沫的说法,通过图像放大了阴道的体验和阴道所受伤害。此时,作品元素尖锐的对立,似乎在提醒人们:这是一个受到伤害的女人的特殊的经历。那么,为什么女人的阴道的经历总是女性最敏感的受挫区域?阴道对女性意味着什么?
在中国的古典社会中阴道的属性有两个,一个是它的政治属性,一个是它的物质属性。作为阴道的政治属性来自于中国古典哲学《易经》中的宇宙生成观的阴阳之道。《易·坤》中说,坤与乾相对成为两种卦象,分别对应的是地与天。坤为地,乾为天。坤为阴,乾为阳。[2]并由此派生出了阴道中的子之道、臣之道、妇之道[3]。代表阴性的臣、子、妇,分别对应他们的是代表阳性的君、父、夫。在中国古代,臣服从于君,子服从于父,妇服从于夫。臣子不敢对君说不,子不敢对父说不,妇不敢对夫说不。在阴阳等级关系中,处在被统治者的地位的臣之道、妇之道和子之道,就是中国古典社会的政治伦理中的阴道。这是阴道的政治属性。作为阴道的物质属性则指代来女性生殖器功能。然男权制中阴道文化的吊诡,是阴道的政治属性与物质属性形成的一个文化的共谋关系。使女性处在被动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上。
在阴道的政治属性与物质属性的合谋下的父权文化中,女性的阴道即是生殖之道,也是满足男性的性欲之道。西方的《圣经》中,夏娃经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禁果,作为一种惩罚,上帝告诫夏娃将面临着一生的生育之苦。在中国的古典社会里,女性作为生育的工具,嫁给天子的主要作用是生孩子。[4]女性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生育、养育孩子的工具。封建制度的家庭“休妻”有七条理由,其中一条理由就是女性不生孩子。生殖成为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度的唯一的政治文化遗产。随着男女两性的分工,经济交往的发达,女性的身体也成为了一种商品,女性的生殖器不仅仅是生育的工具,同时也成为了满足男性性欲的工具。古典文学作品对女性阴道的文学性的描写,在满足男性性欲的同时,还要满足男性的审美的需求,如把阴道称为“花径”、“玉庭花”;强调男性的雄性气质的性威力,如文学性的词语有“直捣花心”。与中国古典文学不同的是西方现代文学中,对女性的阴道带有性别歧视性的丑陋描写比比皆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利特在她的《性政治》一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的个案,其中,美国小说家亨利·米勒的作品《北回归线》,说女性的阴部是一个“丑陋的切口”,一个“永不愈合的伤口”,“另人憎恶的阴沟”等等。利用小说文本对女性的阴部进行性攻击是一种发明。当它来自男性时,性别伤害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我们可以从女艺术家李心沫的作品《阴道的记忆》中可以看出,由作者本人所受到的性伤害演绎为行为摄影作品的图片,虽然被作者称为消失的艺术现场,但是作品的元素不仅有裸露的女性阴部,以及顶住阴道口的枪支、剪刀等暴力的器具,而且还有受到性伤害的血迹。
对于一个未婚或者是已婚的女性而言,女性阴道的血迹,有几种文化的解读。一种是作为女性性成熟的生理现象逢月一次的经血,或者是成为人妻的新婚之夜处女膜破裂流出的鲜血,或者是遭遇男性性暴力导致的阴道处女膜破裂的流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阴道记忆的疼痛同时也是精神记忆的疼痛。在中国古代处女作为贞洁的象征,特别是大户人家娶妻,新婚之夜新郎的重要任务是和处女性交后要“见红”。第二天早上,新郎要举起处女膜破裂后被鲜血染红了的手绢,称为“验红”,以证明娶来的女子是处女。中国古代把把与处女初次性交称为“开苞”、“破瓜”。这种带有攻击性和歧视性的性别压迫的话语,成为民间的流行语言。处女膜的破裂称为“落红”。如果新婚初夜不见红,除了毒打,就是送回娘家。李心沫的作品《新婚之夜》,把异性恋婚姻仪式的高潮中的男女交合,变成一种性别肢解与整合的诡谲。但是那种被男权社会认定的新婚之夜作为贞洁象征的处女“落红”,不在作品的视野中,而是让性征化的局部元素在真实与虚拟之间游走,并且制造了象征性与荒诞性的生命的融合。生产出一个怪异的生命体征虽然不乏性的元素,但是也成为了消解性别规范的一个武器。李心沫的作品《新婚之夜》不见男人女人,但是由性别符号建构的荒诞而性感的生命体征置于新婚之夜的洞房,不仅是对异性恋主义性契约中性爱伦理规范的一种反讽,同时也是对男女不平等的婚姻的历史与现状的质疑与批判。
始终保持文化质疑清醒的李心沫,社会维度的文化想象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立场,不仅来自自身性遭遇的生命体验,同时也来自来于对女性性侵害的社会现实的追问。李心沫有一个行为影像作品《新开河之死》,作品创作的动机来自于发生在中国天津的一所大学,一位大一的女学生,在遭遇了奸杀之后被抛入遭到工业污染后的新开河的水中。李心沫希望用自己的行为去凭吊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于是,一袭白裙的李心沫,一步一步涉入长满蓝藻并且散发着恶臭的新开河,直至沉入河底。心沫的行为具有双重隐喻。一是遭到奸杀的女大学生被抛尸到新开河,女性生命的死亡;一是遭到污染后的新开河长满了蓝藻散发的恶臭,绿色生态系统的死亡。双重的文化隐喻传达出的视觉信息是强烈的。也是震撼的。李心沫把《新开河之死》作品的行为方式变成一个更大范围关注的生命仪式。作品《一场告别仪式》,心沫身穿白裙躺在玻璃棺椁里,将采集来的北京、天津等地污染的河水,注入棺椁,直至恶臭的污水将自己掩埋。作为艺术行为的实施者的李心沫有一个切肤的痛心体会。她说:“我就像一尾濒死的鱼,我躺在被污染的,肮脏的水中,这就是我生活的环境,那些观众观看着我的死亡的过程,就像许多中国人那样,他们可以路遇一个将死的人,却可以视而不见,有时心灵比寒冷的河水更冰冷。”李心沫个体行为也是一种文化公共生存的一种警示:即无论是个体的还是公共的文化伤害,不仅来自自身文化的亵渎,同时也来自于自身文化的麻木。至此,李心沫对生命关注的文化视野不断扩大,把个体生命纳入公共生命,乃至自然环境的生态系统,然后再返回个体生命的追问。形成了一个具有先锋意义的生命系统的艺术图像生产机制。
对于任何有着生理体验的女性来说,有一种无奈,是女性逢月一次的经血。血的隐喻总是一种悲情的生命记录。女艺术家李心沫特殊性经历,使她对血的敏感超出了一般女性的感受。作品《阴道的记忆》里,每一个女性阴道的图像中,对应的金属利器上面都带有着血迹。如果说这种血迹带有他者性侵害的痕迹的话,那么,李心沫的作品《经血的自画像》,这个来自每月一次的经血为媒材的自画像,作为女性生殖再造的文本,则是心沫自然生命节律带来的疼痛的痕迹。经血作为女性生理现象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月一次的经血显示了起始轮回的生命节律。李心沫用经血来作画,应该说比起她的作品《阴道的记忆》,更凸显了性别政治的理念。首先,经血本身的使用就是女性身体特殊材料作为政治元素的彰显。特别是经血材质制造出来的自画像,形成的特殊视觉形态的斑驳血迹,成为一种视觉疼痛的肌理。对于作者来说,更是精神疼痛的肌理。这种“疼痛”不仅是针对自己的,也是针对所有观众(包括男人和女人)的。它改变了关于“我”的美丽作为生命本体形象的自定义;同时也破坏了传统的男权话语中对女性审美的标准。性别政治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在颠覆男权话语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女性的主体话语机制,重新确立女性主体的社会地位。这里包括通过观念的使用和技术的运用,使艺术的媒材服务于作者的政治需要。中国水墨画专业出身的李心沫,对血的水质物理状态的把握十分到位。泼墨的技术让瞬间有可能干结的血液快速流淌,所到之处,或淋漓酣畅,气象氤氲;或干湿浓淡,自然天成。尽管经血自画像呈现出了视觉上血腥与暴力,但是心沫在技术上的成熟运用,淡化了观看者的不适感。心沫并不是因为喜欢血腥就制造血腥,喜欢暴力就制造暴力。李心沫的政治意图十分清楚,她用身体的血腥与暴力,抗议强加于女性性别身体的政治的不公平。或者用女性性别特征的生理现象提示,女性身体本身就是一个受伤的政治符号。作为女性生殖文本再造的《经血自画像》,是拿自己的生命的鲜血祭献自己的灵魂。这种直面人生的血腥与疼痛的个体经验,转化为人类的集体经验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它指出女性生命的伟大是与她生命的疼痛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把这种生命的伟大与疼痛,看成是人类生命生产与创造的基础。
李心沫是中国少有的将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融为一身的艺术家。而李心沫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双重实践,也为她的艺术活动增加了思想的深度与广度。特别是在中国进入工业信息时代,消费主义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时,能够保持文化质疑的清醒,保持了一个艺术家的人文的特质,并担当了一个具有先锋意义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家的角色,这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幸运。这种幸运同时也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即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女性艺术所扮演的文化角色,正在成为当代艺术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力量。作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艺术文化质疑性的清醒就在于,当代艺术的文化干预性与政治介入性中文化角色的确立,离不开作为人性的思考。人性的问题涉及到性别问题,尽管性别问题只是思考人性问题的方式之一。而人性的问题逼就着我们在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活动中,关注生活中不平等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艺术文化角色中的人性的出发点则显得十分的重要。文化角色决定了艺术的立场与态度。作为艺术创作中的文化角色与艺术视觉呈现出来的文化角色,双重的文化角色的悖论式的生长,就是当代艺术的中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所谓双重的文化角色的悖论式,是指艺术家的文化角色在与艺术创作中的文化角色的互动中,针对角色社会身份中的不平等现象进行质疑与批判。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先锋艺术家李心沫,很好的把握住了作为一个社会纬度中文化想象中人性价值的尊重。
2011.07.26
[1] 李心沫的作品《阴道的记忆》的说明
[2] 《易经》:“坤:元,亨。”唐孔颖达疏:“坤是阴道,当以柔顺为贞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1页
[3] 《春秋繁露·基义》:“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中州古籍出版社,161页
[4] 《礼记·曲礼》:“纳女子于天子曰:‘备百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