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洗》谈肖鲁对“颠覆”之“再颠覆”
庸现
肖鲁在55界威尼斯双年平行展上的作品“清洗“在网上引起了极大的争论。由于前段时间上网不方便，很多就《清洗》所产生的思考，特别是作品对教会禁忌的反思，可惜已被吴味先生抢先表达了。
“裸”与权力话语
整个讨论都围绕着肖鲁的“裸”是否有价值，特别是她的艺术行为是否规范的问题：1.是否可以用“裸”来毫无顾虑地打破教会的清规戒律？ 2是否可以用“裸”来不按照策展方案行事？3.“裸”是“不太智慧”的艺术语言（包括她的支持者）。结论：不过是一次“裸泳”而已。
首先，仅仅只是一次“裸泳”的说法根本不成立。应该承认，在经历过68年学运，在习惯了慕尼黑英国公园夏天“裸体阳光浴”和海滩天体浴场今天的人们，用裸体方式来挑衅社会世俗在欧洲已经变得不太容易。然而，肖鲁作品的发生地却不是海滩浴场， 而是《大运河》艺展的公共空间里，并且是教会“租出”去的“艺术空间”。如果肖鲁只是在天体浴场简单地“裸”了一次“泳”， 就如杜尚把小便器放在厕所里一样毫无意义。
苏坚在《肖鲁应该先“洗脑”》的文章中质疑肖鲁的“越轨”行为：“......因为是自由资本主义历史悠久并想长久以往的圣城，它一定要有规矩。我想——还来不及考究——威尼斯在艺术上的清规戒律应该没怎么有了，但一定要在它可以允许的场所里。那么，这个有着“12世纪建筑的回廊”的“古老的教区博物馆”是什么场所呢？我想——还来不及考究——既然是“教区”，总一定是有清规戒律的吧，没有清规戒律，何以成就圣城！”苏先生这里所提倡遵守的清规戒律，殊不知正好落入天主教／父系社会话语权的窠臼。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利用神权和宗教法庭限制和打击异己势力，是不争的事实。 直到今天，天主教仍然限制女性的权利，坚持拒绝女性担任主教，红衣主教或教皇等重要职位。随着社会世俗化的深入，天主教在欧洲慢慢边缘化，它的权利机制逐渐转变为“规训”。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写道：“所谓权力就是体现为对人的控制，支配，规训性的权力机制就是通过规范化的训练来支配控制人的行为， 甚至造就人的行为。这种支配和控制不是借助暴力，酷刑使人服从，而是通过日常的规范化纪律，检查，训练来达到支配控制的目的，行使权力的功能， 通过规范化训练把人变成权利操纵的对象和工具”。[1] 应该承认，正如张琼飞到位的观察，在社会主义国家成大的肖鲁的确没有受到天主教的直接压迫。但这不等于说肖鲁就没有可能受到教会权利的控制与约束。一个“出租”给当代艺术展览的教区却限制展览作品的内容本来就是赤裸裸的权利示威。在这个前题下，肖鲁的“裸泳”不是天体浴场的“裸”，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裸体矫情，而是真实地面对教会“规训”所进行的反话语权力抗争。
“颠覆”之“再颠覆”
纵观艺术史，许多艺术家以“越轨“为手段来拓展艺术形式与语言的边界。20世纪的先锋艺术更是以极端的越轨行为来干预生活从而达到艺术边界的拓展。
艺术史上的先锋一般都以颠覆艺术的“正统性”和建立新秩序／观念为目标。同时，它还特别质疑艺术概念的自身定义以及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先锋艺术通过极端的“反艺术“的手法来颠覆人们的视觉习惯，挑战世俗规范，窠臼与生活形式。“震惊”，陌生化， 不和谐和抽象性是先锋艺术最常见的艺术表达方式，其目的是用“丑”来表达现实世界的不和谐。先锋艺术的革命性在于它对传统艺术作为既定权力机构的反叛，对艺术史的否定以及对艺术无能的反讽。先锋艺术有时成了“反艺术”或“非艺术”，这种审美的实验常常与社会政治共谋而达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
现代先锋艺术的政治诉求常常是建立在改变社会现实语境的乌托邦理想上。扩展了的艺术概念往往和寻找社会文化的重要和功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寻找表现在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线，特别是对政治现状和社会批评上。在这种语境下，艺术家常常承担了改变政治社会现状的任务，扮演了“革命者”的角色。20世纪艺术史的俄国先锋派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就扮演着“社会改革者”的角色。
然而，艺术实验与政治合谋的结果常常导致艺术被政治绑架，从而失去艺术创作的自由。作为八十年代先锋艺术《对话》的作者，肖鲁在继承先锋艺术的传统，颠覆现存社会政治与性别话语权的同时，还对“颠覆”进行“再颠覆“。这种“再颠覆“性一直贯穿于从《对话》到《清洗》几乎所有的作品之中。
1. 《对话》：在1989年第一届全国美展上，肖鲁对自己作品开枪，引发了艺术界的争论。《对话》在艺术史上被定位成具有强烈社会批评的“自由之声”，是对现行体制的颠覆。在美术界几乎已经盖棺定论时，肖鲁却发表自传体小说《对话》来澄清事实，声明作品首先是为个人内心情感而做。宏大的社会政治叙事并不是她作品的初衷。她的“再颠覆”因此引起“颠覆”者们的极大的愤怒。《对话》事件至今让当代艺术界学术权威感到尴尬。
2.《精子》：对社会道德，男女角色的颠覆。然而，当作品被解读为后现代酷儿女权主义艺术时，肖鲁却再次颠覆了典型当代女性主义艺术的解读方式，把作品解释为女性对生命和家庭的眷恋。
3.《婚》：李心沫把《婚》解读为抛弃异性恋的社会习俗，找到女性之“原我”，颠覆了异性恋社会伦理和自己结合。而肖鲁的自我解读却是希望建立正常家庭，以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未实现的愿望。
4《秃头》：鉴于肖鲁几个看来特别具有女权思想作品的自我解读多数是从情感出发的个人反叛，艺术界乃至媒体渐渐把她定位为”情感“艺术家。然而，与女性主义艺术的邂逅使肖鲁渐渐从个人的小我中走出来，进入了女权的大门。艺术界和媒体这时却已经不习惯她谈“女权”，而是希望她继续谈情感和私人生活。“秃头”行为艺术再次颠覆了所谓的“正常”状态 。
5. 2013年55界威尼斯平行展上的肖鲁新作《清洗》如同它作品一样再次引起了艺术界的争论。赞成和反对双方就一点上达成对作品的共识：作品的表现形式太感情用事，缺乏深度，冒犯教会和策展人意志。“艺术家冒犯政治权力具有天赋的合理性，就像肖鲁89年那一枪一样，因为冒犯政治权力是现代公民的责任。但冒犯地方教会风俗就另当别论了，有些教会风俗具有自身的合理性，如果为反对而反对，就是胡作非为!? “（见张羽艺术国际讨论）
通过张羽先生的言论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一种共识：可以反对政治权利体制。但对颠覆之“再颠覆”却缺乏更深的形而上思考。如果说肖鲁的《对话》是对体制的颠覆，那么《清洗》就是对“颠覆”体制的教会之再颠覆。“斯诺登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斯诺登不遵守法律违反美国国家安全保密条例。然而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几乎都是站在斯诺登一边，认为他是自由斗士。斯诺登质疑了美国的核心价值究竟是“权力统治” 还是“人权”（包括自由、民主等概念）？美国政府可以违反宪法精神指使公务员侵犯人权，但受指使者却不能不服从权利？当政的“政府权力”与“人权”发生冲突时，究竟是那一种权利更高？
“真正的“批评”历来是一种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态度，为了捍卫“批评”的纯粹性，真正的“异见者”是与那些世俗的“国家、种族、阶层”等概念无关的！” [2]肖鲁作品不在于外表形式的华丽与匠心。从《对话》到《清洗》，她的作品一贯简单而有力，保持了对“颠覆”之“再颠覆”，开创了中国当代艺术独特的视角。无论是社会批评，还是关注个人情感，肖鲁作品都直指生命的本质－“自由”。肖鲁是中国当代艺术真正的”异见者“，是“再颠覆”的先驱。
注： 此文2013.06.27发表于《艺术国际》
[1] 米歇尔• 福柯《规训与惩罚》， 北京三联书店 1999年。第193页。
[2] 吴鸿： 《肖鲁之“鲁”》， 《艺术国际》 2013，6，21日